李志巡演：一个民谣标杆曾经不做的事现在都做了

                       


　　十年来，李志第一次公开面对媒体。发布会上，他抱着一只鸭子玩偶欢乐登场，两天内接受了十几家媒体专访，被摄影师调教着摆出各种造型，显得温和而顺从。发胖的他穿着不合身的衬衫，在台上憨笑得像个学生，几乎没人会把他和网上那张“臭嘴”联系到一起。

　　5月23日起，李志的2015“看见”巡演将分别在六大城市召开。这也是中国首位独立音乐人靠自己的团队启动运营的全国场馆级巡演。

　　“通过大体量的演出锻炼乐队，挣到更多的钱，准备将来办更大的事儿。”这是李志的逻辑。为此，他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诸多原则。采访中他不爱讲故事，更热衷于一边不断抽烟，一边从两排黑牙中喷出各种观点。相比音乐，他如今更在意大家是否接受他的价值观，那包含了一些大家应该做但普遍没有做到的事情，比如要诚实、勤奋、讲规矩……

　　这些听起来更像是崔健那种前辈会做的事情，李志则认为“匹夫有责”。他也很早发现，要让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入良性循环，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赚到钱，就涉及到操盘更大的演出、卖更高价的票、获得更多收入。这是一个现实的逻辑，听起来似乎与一直以来李志塑造的文艺腔调不太搭界。“现在的不要脸是希望以后更大踏步地要脸，是一个手段。”李志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钱钱钱

　　“你应该也能理解，商业不是个贬义词。不理解商业，说到底是没文化，不知道什么是科学，觉得很有个性，其实就是无知。”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多年来独立经营自己后得出的理性判断。眼前，他希望用符合商业规律的方式让“六场演出能够顺利的完成，能够起到它该有的作用”。

　　到大场馆举办演出，是李志提出来的。“从2013年下半年，就想做工体馆演出。我想让父母过来看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在干这个事情，不用为我担心。”李志在巡演发布会上说。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经过多年演出的摸索，2013年下半年，李志突然觉得过去的演出模式到头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酒吧演出，意味着还是那样的收入，乐队也还是那样的水平。他需要通过一次大体量、更高规格的演出，让所有人都得到锻炼。

　　按李志的说法，现在他每一场演出都爆满，但只能勉强支撑团队运营。每个月光工资开出去就要6万，还不包括他自己的那份。而如果在工体这种重量级场馆演出，则可以顺其自然地提高票价。

　　对音乐和演出品质的追求越高，李志就越感觉到钱的重要性。

　　“钱”最近出现在李志嘴里的频率有些高。4月6日发的一条微博，展示出他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音乐市场的繁荣都是由于唱片或演出市场成熟。所以赚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赚了之后干吗。现阶段是音乐烂、人懒、钱少的恶性循环。唯一可能的方法是：音乐人自觉地努力起来，光明正大地赚钱，再把钱投入音乐，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而不是事不关己，闷声发大财。”

　　为了这次演出，李志与很多家演出商进行了谈判。大家一致觉得，做一场赔得倾家荡产，不如多做几场分摊成本，最终确定了六场演出，从深圳、西安、上海、武汉、重庆一直演到北京。

　　演出的主办方是S.A.G北京博生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张博是知名录音师，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是他的作品，另一位合伙人姜北生则是原来十三月唱片公司的混音师，万晓利等民谣歌手的唱片多出自他手，他也自2009年起就一直参与李志现场演出的音响工作。巡演的宣传统筹和售票平台乐童，也是李志“勾三搭四”跨年音乐会数字唱片的众筹平台，公司副总郭小寒也是李志多年好友。

　　“小团队不可能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事儿，2014年关键词就是合作，行业越来越精分，每个专业领域都有人做，大部分事情都合作，这是我们以后追求的方向。独立音乐人永远不是孤立音乐人。”李志的经纪人迟斌说。

　　少年愤青

　　其实，在李志的生活里，大部分时间，他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感觉。按他的话说，从小在农村长大，是一路穷过来的。1997年，江苏金坛县的农村少年李志，考进了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入住浦口校区。大学期间他也经常把自己搞得穷困潦倒，“都不好意思再借钱了，因为那基本上算是抢，也不好意思跟同学蹭饭，虽然他们也不在乎多吃一口还是少吃一口。”

　　1997年的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乱七八糟地挂在宿舍门口，第二天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拿走了。于是他用一支水笔在白纸上写了咒骂阿姨的一句脏话。大概就是那时，他开始疯狂地喜欢Nirvana乐队。

　　这些故事收录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一文中。李志把当时的自己描述成“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

　　1999年，李志执意退学，浪荡于酒吧和琴行，过了几年才想起应该给自己留点纪念。他和大学同学刘威租了一间小库房，靠着简陋的条件和东拼西凑的乐手录制出了第一张小样。

　　“当时就想自己留点记录，不好意思拿出手，因为太差了嘛，丢人现眼。刘威觉得，既然录了不如拿出一些去卖，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他觉得我不够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后俩人达成了妥协，唱片刻录后销售，李志不在唱片上署名，均以B&B代替。

　　口袋音乐的创始人崔人予当时正搜集全国各地的小样，有歌迷给他寄来李志的唱片，完全就是一张刻录CD的样子。崔人予听后觉得还不错，通过网络联系到李志，此后他在杂志上发表李志的文章，在合集中收录李志的歌曲，并在后来帮助李志把小样变成了正式出版物。

　　“感觉那时李志就是个愤青。”崔人予说。他把李志两张没有名字的小样，分别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和《梵高先生》，这是他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两张小样正式出版时，分别删除了一首歌：《青春》和《广场》。

　　《梵高先生》则被放在“摇滚南京”网站上被人转载无数，成了李志标志性的作品。

　　李志赤手空拳进入音乐圈时，整个行业正进入最黑暗的时期，数字音乐打垮了传统唱片公司惯性依赖的一套工业系统，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没人买唱片，也没人看演出，连北京地下音乐圈都显得萎靡不振。

　　窘迫的李志把前三张专辑的版权卖给了口袋音乐。“就是因为没钱嘛，卖的也不算什么好价钱。”具体数字李志和崔人予都没有透露，但李志的经纪人迟斌曾对媒体回忆“十年版权卖了几千元”。

　　第三张唱片《这个世界会好吗？》于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发，一共800张。李志把这张唱片称为工艺品，它包括一张CD，一本彩色的册子，一张海报，一个笔记本，还有一本收录了李志约6万字杂文和诗歌的小集子《AboutB&B》，零售价是48元人民币。李志在唱片介绍里写道，“对这个价位的确定花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计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觉得花了这个钱不值得，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遗憾。”

　　首发演出当天下着雨，李志已经做好了场面冷清的准备，最终卖出去118张票，还有近百位免票进场的李志的朋友，整场演出气氛空前热烈，没有人中途离场。但这张被很多人认为是李志最出色的一张唱片，依然没能帮助李志赚到钱。

　　这一次大型巡演的发布会上，李志挨张盘点自己7张专辑的成本。2004年在南京做了第一张《被禁忌的游戏》，花了5000块钱；第二张《梵高先生》是2005年在南京做的，花了2万；2006年做了《这个世界会好吗？》，花了5万；《我爱南京》是2009年做的，成本高达30万；2010年的《你好，郑州》成本20万；2011年的《F》和2014年的《1701》也是差不多成本……

　　这么赤裸地谈论钱，连主持人都笑了。对李志来说，这也许只是当下很自然地表现。

　　工作就要讲规矩

　　三张专辑之后，李志有了《被禁忌的游戏》《梵高先生》《和你在一起》等广为流传的歌曲，但做职业音乐人在生活上还是没办法保证。2007年，他干脆去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本来想做个项目赚点钱就走嘛，没想到赶上汶川地震耽误了一年，就一下做了快三年。”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次的上班生涯，还让李志得了最佳员工奖，“从这点上看，他不像有的艺术家那样生活不能自理，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工作中的琐碎事务，他还是能够妥善处理的。到后来大家顺畅地进入社会，并掌握了规则，游刃有余的时候，就更不一样了。”李志的朋友、乐童音乐副总郭小寒说。

　　上班之余，他想凑够第四张专辑的制作费，于是就开始了“单刀赴会”的全国巡演，一个人，巡一圈，赚个十几万再说。那时李志对靠音乐谋生还并不自信。有个未经证实的细节，在北京的小型livehouse愚公移山演出之前，李志和朋友们喝完酒，提出想去演出场地看看，他还是心里有些忐忑。到了演出现场，李志脱口而出：“这地方这么大啊！”

　　第四张唱片是李志认为摆脱了小样的粗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唱片。他凑了30万制作，在北京星光现场的演出也是爆满，但这张定价120元的唱片还是赔了钱。他在舞台上兴奋地弹唱时，其实背后欠的都是债。“当时不理解，我这么用心做的东西，怎么就没有人买啊？现在知道了，潮流你是挡不住的。”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于是就有了2011年2月15日的壮举，李志一把火把家里囤积的滞销唱片全部烧光，和过去彻底告别。

　　从一开始做音乐，李志已显出较真的一面。很多合作伙伴会觉得李志难搞、事儿妈，李志则认为那是“这么多年我要求的始终比你们能做到的高一点”。

　　那时候，李志远没有现在的掌控能力。甚至因为没有钱，他连乐队成员都约束不了。他在南京每次排练的时候都要先去排练室，把烟和水准备好，然后等乐手们来，他们可以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不来了”。但李志必须每天都来，要去外地演出的时候，他要把所有人的机票、酒店订好，包括乐手家属的。他已开始明确音乐是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相对其他，我更喜欢音乐，最差的结果也能承受”。

　　姜北生第一次到南京参加李志的演出，体会到李志安排工作的仔细，他心想“李志把演出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做到什么程度能让他满意？”俩人合作多年，有一次，李志对姜北生说：“我们俩都很勤奋，都很幸运。”

　　勤奋也是李志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儿。“我知道我的音乐很一般，既然我才华就在这里了，不如努力把细节做好，就跟唱片似的，从制作到包装我尽可能做精致，流行音乐比独立音乐强，不就强在这些地方嘛。”

　　2010年开始，李志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从歌迷的积累到演出商的认可经历了一段时间差。这期间，李志的演出费水涨船高，他对乐队、对演出逐渐拥有了掌控能力，开始提出很多规矩。最常被人非议的，就是乐队的打卡制度，排练迟到要扣钱。

　　他知道乐手意见很大，觉得他压抑了大家的才能。但李志有自己的观点，“音乐是需要即兴和灵感，但高手之间才能碰撞出火花，我们这些人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像样一点。我们这种水平，可能玩100次，只有一次特别好，我要的是合格率。”

　　2010年，郭小寒策划了“爱民谣，爱生活”音乐会，演出前，歌手小河偏偏把腿摔断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个和小河相当的人来救场。郭小寒想到了正在北京的李志，谁想到李志宁可请她吃饭抱歉，也不愿意参加演出。这也让两人关系一时间陷入僵局。后来郭小寒才理解，李志对自己的发展，始终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策略。

　　和整个圈子较真

　　用经纪人迟斌的话说，“因为过去没钱，所以数字专辑啊、众筹啊，李志自己把自己逼成了一个互联网团队。小团队，选择少，反而成本低、效率高。”

　　十年歌手生涯，李志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尝试。他率先尝试数字音乐，2011年的专辑《F》在个人官网上供乐迷随意下载，自愿付费。他牵头向各大网络音乐平台投诉，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如今每年可获得几十万的版权回报。他还是音乐众筹的先行者，2013至2014年的“勾三搭四”跨年音乐会数字专辑众筹项目，45天获得2600多人支持。

　　李志已变成了民谣行业里的一个标杆，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步骤，获得同行的关注。但他却大不敬地在网上长篇累牍地点评同行、主办方以及音乐行业。巡演发布会前夕，李志在网络上跟新晋民谣歌手马钆打起嘴架。在相识的朋友看来，李志多年始终没有变，只是他之前没有话语权，现在终于可以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乐评人李欣和李志是多年的朋友，俩人的相识却是因为一场笔仗。李欣早年写了一篇关于李志的文章，李志看后，拿红色字体在word文档里逐字逐句地批注，本来一千多字的文章，批注完变成五千多字，然后放到网上，较真到外人看来有些矫情。

　　“原来我很在意让朋友和歌迷理解我，但现在我会考虑到沟通成本的问题。”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跟马钆吵架，他觉得自己也并不是针对个人，是针对“整个圈子所谓的摇滚歌迷，从听众到从业人员，一堆恶劣习性。”

　　他说自己是圈里最不装的人。李志对于装的定义？就是不诚实。

　　如今的李志，开着锃亮的吉普车，在南京买了房，前两年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生活与过往不能同日而语。他始终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之前给父母办演出的想法也放弃了，“不想让他们操心”。

　　他生活在南京，圈子越来越窄，除了工作就是陪家人，没事儿不出家门。文学艺术已从他的书单上消失了，他看的更多的是政治、历史类的书籍，还有最新开始读的经济学。“学习的东西更实在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多一种思路。”李志说。

　　新的巡演体量前所未有，李志为此不得不放弃过去坚持的一些原则，采访、摆拍、红包、赠票……这些不像李志会做的事儿现在都做了。“这场演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包括接受采访，都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就是为了让主办方压力小一些。”

　　李志觉得自己并没真正改变，“尤其像过了35岁之后，越来越觉得命运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看书、各种学习来改变，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很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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