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后，我既没做好女儿，也没当好妈妈

                       
在“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的30多年后，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3年和2016年“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逐一落地。二孩的父母们成长在“独生子女”的政策环境下，教养二孩如同“摸石头过河”，一路上有各种绕不开的问题。

为了不被辞退，工作到生二胎的前一天

合肥阴雨??，2岁的小女儿还在睡，魏君背起包蹑手蹑脚带上了门。

作为曾经的合肥某中学国际部主任，出国考察是魏君的家常便饭，那段时间她风光无限。

38岁时她高龄怀上二胎，丈夫担忧她的身体状况，她却对能不能保住工作感到恐慌。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时，她才敢和领导商讨工作的后续安排，领导一听她要生二胎，马上开始物色接替人选。

魏君不想放弃，依然挺着大肚去上班。在生产的前一天，她还在学校处理事务。

时隔7年，魏君收获了第二个女儿，全家人都在欣喜，她却陷入产后抑郁，虽然很清楚是激素在作祟，但负面情绪铺天盖地而来，除了给小女儿哺乳，其他一切都无暇顾及。

高龄生产导致小女儿体质极差，如果继续工作，她害怕因为照顾不周，孩子身体会留下后患。

在孩子和事业之间，选择变得艰难起来。

她用“颓废”形容当时的自己：每天盼着太阳快点升起，又盼着太阳快点落下。

终于回到工作岗位后，学校人事部主任却找到魏君，希望她从主任转岗成为普通教师，面对委婉说辞，她只好“主动”递上辞呈。

不甘心地到其它单位应聘，却因为年龄处处碰壁。

雨还在下，魏君来到新的工作单位，却只能挤在桌子拐角处的临时工位上。这是朋友介绍来的新工作，失业几个月后，她从中高层成了普通员工。



从每天给别人安排工作，到自己找活干。除了职位的落差感，年轻同事拼命三郎的架势，也让40岁的她倍感压力，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无法达到之前的工作状态，甚至有段时间很后悔生二胎。

她不曾想过要当全职妈妈，养育两个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让丈夫越来越难以负荷。虽然身居低位，但魏君相信新工作至少可以帮助丈夫减轻家庭的日常开销，也不会脱离社会，与丈夫脱节。



同魏君一样，面临职场危机的二孩母亲不在少数，她们前后需要两次共计196天的产假，相当于半年以上的断岗期，这对在面试环节就要询问女性婚育状况的用人单位来说，无疑是最想规避的状况。

25岁到45岁的女性担负着挽救低生育率的社会职责，但此时的她们也处在职业发展的黄金期。

相比男性升职看业绩，女性则首先要考虑：“生”还是“升”。尤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让她们在生育数量上有了新的选择，“生”和“升”的冲突更为激烈。而对用人单位而言，“已婚已育”的应聘条件也不再有保障，因为“已育”的女员工还可能会继续生二胎。

即使在产期后，在《劳动法》的保护下重回职场，二孩妈妈除了要在上班时摸爬滚打，下了班也要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这常常被认为会拖累工作业绩。

即使《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都规定了反对就业歧视和保护女性生育权利，也无法杜绝用人单位的各种显性隐性操作，像魏君一样，被以“照顾”之名进行边缘化调岗，也是不无可能。



叶片上的最后一滴雨水滑落，推门进家的魏君从婆婆怀里把二宝抱过来，亲了亲她的脸颊。孩子每天的进步都给她带来惊喜。她想“明白了”，即使没有二胎，工作也会出现变动，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许才是唯一正解。

在生老病死的未来，孩子能有抱头痛哭的手足

梁晓韵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

4年前怀上二胎时，正是晓韵最痛苦的时候。

那时父亲被查出癌症，正在医院接受化疗折磨，她无法到病房里探望父亲，只能挺着孕肚牵着大儿子，与楼下拖着病体在等待的父亲见面。

即使生了二胎，晓韵也只能下班后再赶去医院探望父亲，之后再急匆匆赶回家里照顾两个儿子。对于这段分身乏术的经历，晓韵始终耿耿于怀，哽咽着说即使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也无法在父亲和孩子间做出正确的抉择，除了责怪自己，她没有别的办法。



之后的2年，父亲病情恶化，各种病情通知书都需要家属确认。签字事关性命，母亲精神崩溃，丈夫不是直系亲属，所有的压力都一股脑地倒在了晓韵身上。

她签了字，却依然没能阻止父亲离开。



于是，她希望在生老病死的未来，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再承受独生子女失去至亲的痛苦和压力，可以有商有量，即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两个兄弟也可以共同承受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一起抱头痛哭。

和晓韵家一样，许多家庭成为了放开二孩政策后，首批从“4-2-1”转型成为“4-2-2”模式的家庭。作为上有四老下有两小的中间力量，他们减轻了未来二孩将要承受的赡养压力，把压力转嫁到了自己身上，承受着比“4-2-1”模式更大的养育和养老压力。

父亲病重时，晓韵的小儿子呱呱坠地。如今他马上4岁了，但语言和学习能力却跟不上同龄孩子。究其原因，除了照顾父亲占据了时间，夫妇两人也不知道如何平均分配给两个儿子的时间。



大儿子小时候被众星捧月，百分之百占据全家资源，一家人陪他聊天、游戏，周末还一起去公园。但自从有了小儿子，这种资源分配突然拮据起来，让晓韵对小儿子心有愧疚。

晓韵和丈夫都是独自长大，在养育两个孩子上是真正的“两眼一摸黑”，但他们愿意下功夫钻研，比如在弟弟刚刚出生时，以弟弟名义送给哥哥一份礼物，让哥哥愉快地接受弟弟的到来；在两兄弟急眼时，尽量做到公平处理，一起惩罚一起表扬，玩具也一定是人手一份，不偏不倚。



尽管为了玩具大打出手已是家常便饭，但晓韵相信独生子女的“自私”和“冷漠”，不会出现在两兄弟身上，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性格会慢慢得到完善，学会争取，学会妥协，学会分享，相爱相杀。

然后当自己和丈夫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还拥有彼此。

用两个孩子，我绑住了母亲的晚年

刘畅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突突”，原因是这个二胎来得太过突然。

夫妻两人来自河南，在广州学习、工作、定居，已经10年时间。刘畅是硕士出身，不想因为照顾孩子放弃20多年来的努力，可外面找来的保姆又让人放心不下，于是只好请婆婆南下照顾自己大女儿。

婆婆包办了孩子3年来的吃喝拉撒，过程十分吃力，突如其来的二胎如同雪上加霜。

二胎生不生，生了谁来带，让刘畅纠结了很久。在她看来，二胎的到来并不像一胎那样令人欣喜。直到婆婆点头，刘畅才壮起胆子生下了突突。

谁料婆婆因为年事已高，心脏出现不适而病倒，于是刘畅大病初愈的母亲接过了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

如今突突已经2岁，刘畅母亲和还未退休的老伴也分居了整整2年，离了自己的老伴虽然能吃能睡，但高血压的病史还是让刘畅母亲十分挂念。为了让女儿放心，她安慰自己和女儿，分居让老两口“距离产生美”。

2年里刘母学会了广式煲汤，在广州蒸笼般的天气里，来自北方的她不厌其烦地天天跑蔬果超市，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孩子体力旺盛，她竭尽全力陪孩子玩闹，累到和眼皮打架，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原本应该在空调房玩手机的母亲，却被自己的两个孩子捆绑了晚年生活，重新适应陌生的城市生活节奏，甚至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照顾了一整家人，刘畅觉得自己作为女儿很是亏欠。



因为心疼母亲，刘畅多次表示要支付生活费，但刘母从不接受。刘畅只好和丈夫尽可能分担家务，还想把没有反抗意识的突突送去幼儿园，好减轻母亲的负担，至少给她争取每天几小时的个人空间。但母亲听说1个月要花5000元的托幼费，立刻拦了下来。

托育难，是如今二孩家庭普遍面临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机构曾是中国企事业单位的标配，但随着企事业改制，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新生儿数量锐减，3岁以下托儿机构逐渐退出日常生活。托儿服务供给侧的长时间缺位，社会托儿所收费奇高，保姆市场混乱，使得祖辈成了看护主力。

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祖辈照料孙辈是多数家庭的选择，但照顾一胎后是否还愿意继续照顾二胎，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的再生育决策。刘畅敢生二胎，得益于母亲的支持。母亲甚至愿意随迁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化成一只“候鸟”来照料外孙们。

同刘畅母亲一样，老人们在看护两个孩子的过程中，常常面临许多问题：照料一胎时往往年过半百，二胎出生时年事更高，同时照顾两个孩子耗费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尤其像刘畅母亲一样的“候鸟老人”，一旦出现病痛，异地医保也十分棘手。

此外，由于过时的教育观念，缺乏二孩的教养经验，老人们在孩子的饮食作息和性格培养方面，常常得不到年轻子女的认同。



因为外孙女是婆家带大的，外孙子是刘畅母亲自己带大的，每当两个孩子出现纷争时，刘畅母亲难免拉偏架，让5岁的姐姐让着2岁的弟弟。姐姐当然不服气，哭喊“再也不喜欢姥姥了”。

刘畅和母亲反复讲，二孩和独生子女的教育方式不同。但母亲年纪大了，习惯难改。每当母亲夸奖小外孙时，一旁的刘畅只好自己补上一句“姐姐也很棒”。

老人离开生活一辈子的故土，随儿女来到新城市生活，失去家庭主导权，脱离了原有朋友圈，文化生活也变得匮乏。

为了让母亲体会到生活的愉快，刘畅常带她出门旅游，置办新衣，鼓励她参与小区合唱团，让母亲在带孩子之余也能颐养天年。



刘畅母亲把带孩子当持久战来打，粗略一算，这一仗她要打10年。

每当看到母亲带着一双外孙，刘畅仿佛看到母亲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她甚至在考虑，在不远的未来，等女儿和儿子分别长大、结婚生子，自己要如何给他俩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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