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闻价值”的故事那些被遗忘的中国孩子们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9-9 04:05:28

袁凌，46岁，非虚构作家，记者出身，特稿成名。

他写矿难、写地震、写SARS后遗症、写尘肺病、写奴工基地黑幕，他写所有应该被听到却被忽略的声音。

从2015年春天开始，袁凌花了4年时间，跑遍全国21个省市和自治区，探访140多个孩子，他们中有贫困的大病儿童，失学、随迁、留守儿童，还有备受心理困扰的中产家庭儿童……他将孩子们的生存条件和心灵状态记录下来，写成新书《寂静的孩子》。

袁凌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

“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不应如此寂静。或者由于地理的遥远，无从听到，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却受制于阶层和身份，被看不见的玻璃墙消音。”

自述袁凌丨撰文

倪楚娇

寂静的孩子

袁凌

“这个孩子就像被玻璃罩住的瀑布，

他的寂静，让我不敢面对”

2015年的春季，我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在公益组织的带领下，走访了21个省市和自治区，探访了140多个孩子。

每到一处都和孩子们共同生活数天，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和心灵状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这些孩子当中有外界耳熟却不得其详的留守、失学儿童，也有单亲、孤儿、大病，随迁儿童，有各个民族，也有不同的信仰，甚至国籍。

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孩子们的情态呈现出了某种寂静。

2017年3月海南儋州细沙渔村

在浙江衢州的一间出租房里，我接触到了第一个孩子。他得了一种再生障碍性贫血，比白血病还要难治。当时正在医院看病，就当成普通感冒在治。如果认真治疗需要用到免疫球蛋白，每一支都得几百块钱，每天都得打好几支。

他们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就靠爸爸打工。父母已经不想给他治病了，孩子是知道的。

2014年10月四川大凉山

2014年10月四川大凉山尔合达洛村2组

公益组织的人告诉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还是在山里的家中。那时孩子还很活泼，邀请他们下次来时去山谷深处的一个瀑布看看。

但是这一次见面，孩子完全变了。他很胖，因为打了很多激素。他不动，他坐在那边，他也不跟人交流，他就像一条安静下来的瀑布，被罩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

他那么小，却有种知天命和哀而不伤的态度。他的沉静中有一种让人感动，又让人难过的东西，当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这本书里没有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太让我难受了。几次动笔，都没有写下来。几次我都觉得下一个故事就该是他了，但写到第36个故事后，我就再也写不动了。

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很难被外面的人听到，就算近在咫尺，我们可能也没有心意去听这些孩子们在想什么。如果我们自己的声音太大，可能孩子们声音就更听不到了。所以我把书命名为《寂静的孩子》。

2015年12月湖南怀化杨轩跟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患有严重佝偻

2015年12月湖南怀化除了奶奶外，杨轩只能和家里的小动物说话、玩耍

没有“新闻价值”的故事

走访持续了4年。做完第3、4次探访后新鲜感没有了，我开始怀疑走访的意义。

这些孩子的生活很平淡，既没有新闻点，看起来也没有反映多么突出的社会冲突。同时会看到同行在做一些爆款，比如“白银杀人案”，这是我特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坚持到6、7期的时候，突然又想通了这个问题。这种所谓的没有关注度、没有热点，恰恰是他们应该受关注的地方。它是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是人性和社会性更自然的呈现，比我以前做过的调查报道、特稿，都更有意义。

袁凌的采访记录本

我不愿意给任何孩子预设角度，这就意味着我的观察必须是全方位的。

采访做得尤其心累。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得随时记录下来。你发现他任何苗头，都要跟他去沟通和交流。

像《驴皮记》里面的少年张浩，他跟爷爷的感情特别好。即使爸妈好不容易从外地打工回来了，他也要跟爷爷俩人挨着睡。他们两个人躺在大炕上是脸对脸，嘴对嘴，手对手的，仿佛在共用空气一样。

就算他们晚上都睡了，我还不能安然入睡，要继续观察。不管是有表现力的，还是当时看起来很日常的细节，我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记了有30来本本子。

2015年9月内蒙古科右前旗医院医生在看邓晖的巨结肠CT片子，邓晖显得不安

没有权利长大的少年

书里有一个故事，主角就像日本动画片里的柯南，心智非常成熟，却怎么都长不高。

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去他们学校是为了探访另一个得骨癌的女孩。正要离开的时候，当地的一个主任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小男孩趴在围墙上，只露出一个头看着我们，好像特别孤单但又在盼望什么。我决定回去看看他。

邓晖和妹妹

孩子叫邓晖，家里很穷。小学六年级了只有6岁的身高，而且永远停在那个样子。他有很多病，先天性心脏病、隐睾、巨结肠、肛门闭锁、肺结核……家里又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孩儿，重心早已不在邓晖身上了。

他就像一个小猴，很聪明，心智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十三四岁孩子的程度。他面对我们的目光的时候，他永远都在躲。我感觉像一个皮鞭下的猴一样，不停地变换位置，躲藏你目光的鞭打。

那次也比较着急要离开，所以要了他父母的电话，说好了回头打给他们。然后就回北京商量怎么样能够帮那个孩子。如果不做心脏手术的话，再过两年可能就会去世了。

邓晖在医院接受灌肠处理在护士和众人面前表现得极为窘迫

冬天将尽的时候，我给他们家打了电话，他爸爸接的。最初我们以为他父母已经拒绝给他看任何病了，但是接了之后，口气还挺好的。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男孩回家后一再地告诉他父母，如果有北京的电话打过来，你们一定要接，那是要救我命的好人。

再次见到邓晖，是在乌兰浩特的医院大厅。他一个月前做完了心脏手术，和母亲一起来复诊。他的个头长了有4厘米。

在医院里，邓晖比妈妈熟得多。自己拿着就诊卡和病历袋在医院里穿梭，还教训身后的大人们，“往哪儿去你们”。

母亲说，邓晖从生下来就走不出医院的原因，是她在怀孕期间吃了太多药。当时她得了阑尾炎，为了保住孩子保守治疗，吃了不少中药；得尿道炎，服汤药；为了保胎又服丸药。她以为吃中药是没有毒的。

怀着身孕的她还要种玉米，手撒的玉米种子拌了杀虫的农药，手掌都会发红脱皮，却不知道会殃及腹里的胎儿。

邓晖在自家村庄附近的山坡上身体不好的他不能爬太高

第二次巨结肠手术是在长春做的。手术之后，邓晖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我好了”。配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很虚弱的照片。

这两年他长了将近20来厘米，已经到1米4多了，虽然还不够高，但有希望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只有6岁身高的时候，给班上女生写情书，他挑了一个班上个最高的女生，应该是有1米61。然后写情书说，我爱你，所以你要跟我在一起。你不要看我小，我可以保护你的。

女生很生气就把信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把信在班上念，训邓晖说，收到别人的情书，可能还会有些满足，收到你的，让人怎么想？但就这样，他都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他的心是很大的，他能够承受下来外界对他的歧视，以及把他当做小孩子看。

我看他最近发的朋友圈，还挺乐呵乐呵的，该做的手术都做了。他也很照顾他妹妹。

如果他没有在围墙上趴着望我们一眼，如果没有当时那一张照片，如果我没有再回过去找他，我觉得他可能已经不在了，但现在他就活生生地在那里成长着。

2015年10月新疆喀什阿克陶边境塔尔塔吉克族居住的土房

“当面对生命的威胁时，高尚是没有用的”

4年的走访，最密集的时候，每一个来月就要下去一次，一次近20天。我已经40多岁了，身体能吃得消吗？能不能适应跟孩子和他家庭的相处？我能不能采访好孩子？

我是抱着“我会不会家破人亡”的担忧开始走访的。

先说说去的地方有多远吧。有一个塔吉克族的孩子，他们在帕米尔冰川的脚下。我们从北京到新疆，从新疆到南疆，从南疆到喀什，从喀什到阿克陶。阿克陶是一个县，我当时想，县能有多大呢？结果我们头一天下午3点钟从县城搭卡车出发，第二天早上6点半才到，中间翻越了两个大雪山，途中还抛锚，差点冻死。

去野外上厕所就像打游击，要避开人不说，刚刚蹲下来，就能有十几条野狗朝你扑过来。在内蒙古人家里，他们杀了一只羊热情款待我们，但连续吃了4天羊肉（没有任何其他的菜），没吃一根蔬菜的我们崩溃到偷羊吃的青饲料啃……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

一家人在黑暗的火塘边吃饭，主食是煮熟的连皮土豆，配一碗酸菜汤，这是大凉山人家日常的伙食。

想要融入当地的家庭，让他们接纳你，就必须和他们同吃同住。在大凉山的时候，接触到的有艾滋病家庭，他们不洗碗，用手抓着和勺子舀着吃。如果你表现出来很讲卫生，不愿意跟他一锅吃，不愿意用手拿，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外人。

可能我本来也是农村出来的人，做记者也经历过很多。所以我还是比较能融入的，从表面上看，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待得很算自在，这样人家也会很自在。

2014年10月20日四川美姑哈洛中心小学上学路上的学生

我睡过各种各样的床。有阁楼上的一堆草、一块光木板、和猪脸贴脸的床、和大黑棺材挨在一起的床、油黑油黑的烟尘顺着雨流到脑门上的床……

最常见的还是7、8个人的大炕，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我到尘肺病区去采访孩子，睡的就是这种大炕。尘肺病人都并发肺结核，没有治好，又抽烟又喝酒，不停咳嗽，还咳血。在近20年前，我得过肺结核，一旦复发，就很难治了。

2015年10月新疆阿克陶县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即使是在地震面前，被人追打，或可能遭遇持枪种鸦片的团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逃。

但当一群人在我面前咳嗽，我的胸就立刻疼起来了。我特别想逃，再也不回来了，我不干这个事了。我为了这个值得吗？

在采访遇到这种艰难的时候，高尚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就是最低的那个念头，“我来都来了，我不能走。”因为你面对的是最本质的危机，只有用最基本的原则克服。

一个人未必要有什么理想，但需要有一个职业意识。就算当场身亡了，手头的事不能掉。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美姑县火窝乡小女孩背着家中的第八个孩子

每一个寂静的孩子背后

都是一个破碎的家

在集中走访了一年半之后，我发现探访到的是相对偏远的孩子。我想增加一些城市的孩子，比如流动儿童，或者阶层不一样但也深受留守困扰的孩子。

天天是上海中产家庭的孩子。他的阴影，不比边远穷困的孩子小。他有自杀倾向，被大家叫做“自杀宝宝”。

他的智商达到137，但人其实很孤独，内心很敏感。他特别容易觉得生命无意义，特别容易想到自杀。在学校里，小朋友稍微没有认同他，天天就认为人家在侵犯他。老师认为他的功课稍微没有做好，他就忽然离开座位，要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

女孩儿背着老八和妹妹在玩游戏

在天天一岁多的时候，妈妈吴迪得到了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国外待了小半年。回来后又很快离开上海去北京创业，待了将近3年，平时只能每周末回家。

和爸爸及外公生活在一起的天天，成了家中最弱小的一个。家里没有女性，两个男性长辈都非常强势，而且相互不对付。

他的情绪出了问题，分不清悲伤和愤怒，会因为沮丧而对人发火，其他孩子大多没有这样的混淆。他天天发脾气，崩溃到躺在地上恸哭打滚，妈妈吴迪震惊了。

作为某家著名知识付费新媒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吴迪为了孩子辞职回家了。通过有意识地让自己显得弱一些，让孩子自信心慢慢地起来，包括满足孩子的安全感。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

前一段时间，天天写了一首“情诗”，“献给温柔、开朗、孤独和生气的妈妈”。结尾说：

爱

就像一瓶爱的毒药

会把爱的毒传给所有人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这么不容易，虽然外表看着光鲜，却有着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也是一个寂静的孩子。

天天的父母从农村奋斗出来，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买了房、有了产业、有了光鲜的职业、过得很不错。但是他们也是有很严重的缺陷，夫妻关系未必好，爸爸内心有“比不上妻子”又不服气的挫败感，也存在代际问题……

其实在寂静的孩子之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主题――破碎的家庭。不管是乡下外出打工形成的破碎的家庭；还是城市里大家忙碌，各自心里很枯竭，生活压力非常大，形成的有裂痕的家庭……

每一个寂静的孩子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这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值得我们去面对。

自述完

记者袁凌

2015年9月新疆喀什阿克陶县皮拉力乡下袁凌帮村民家干活

如果袁凌不开口说话，没人会知道他是一个有灼见的知名记者、作家。他的外貌中唯一透露这点信息的，恐怕是他因写作而一毛不生的光头。

录制采访当天，袁凌身穿一件舒服的T恤，脚蹬一双凉鞋，站在路边等我。见我来了便冲我笑了笑。一直到正式开机，他才打开了话匣子。

这不是他第一次穿着如此休闲地出现在正式场合。没有买过一套西装，一双皮鞋，甚至一瓶洗面奶的袁凌，曾因穿得过于休闲出席一场跨国投行会议而被投诉。就算是上台演讲、领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奖，也照穿短裤，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冒犯。

“我对于看起来优雅、美好的事物，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态。柏拉图说美是困难，文明也是一种困难，这些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差一点，袁凌就过上成功人士的生活了。2005年，袁凌的职业生涯到达了高峰，出任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年薪三十万，配有股权，有钱又有地位。但在看到一个有才华的同行做了高管不再写作时，他开始警惕起来。辞去了职务，回家乡陕西秦巴山区去了。

辞职回乡、进京工作，这样反复折腾了几回后，袁凌的北京户口没了指望、社保也断了几次。像他这样的作家，恐怕只有他还租住在北京城中村里写稿，靠风扇度夏。既没有融入北京的圈子、也没有加入作协。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

学校们外尚未入读的孩子在门口捡瓜子，他们希望能早日上学，这样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

袁凌，1999年入行做记者，赶上了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

《新京报》创刊号的第一篇核心报道就是他写的。这篇写于2003年的《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财经》的创刊人胡舒立评价此文：“为调查报道立了范儿。”

得到了鼓励的袁凌从清华退了学，专心做报道。

2012年，写出了生平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报道了陕西煤矿务工人员尘肺病的情况。他的编辑罗昌平至今还能背出文中的句子：“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我没有什么新闻理想，我有的是文学梦。记者是个不错的行当，让我接触生活的材料和一些现实，也能让我保持一个写作的习惯。我真正想写的是《日瓦戈医生》一类的作品，超越某种局限地去探讨时代的人性和社会发展状态。”

2015年12月广西大瑶山深处六洛小学二年级课堂只有谢炎艳一个学生

袁凌出生在陕南秦巴山区，父亲是第一代知识分子，但一辈子都在乡镇医院里打转，母亲是个文盲。哥哥一直在打工，跑过摩的，现在是修高架桥的工人。姐姐只上了一年学，现在是家庭主妇，姐夫曾常年在矿上。

只有袁凌从小是个学霸，“宁愿自己摔伤，也不愿意课本受损伤”。不管从多差的放牛班，转去多高级的学校，他永远是第一名。

在乡里，学霸袁凌是名人。但很长时间他的名气有点反转，乡人见他既没有当上大官，又没有挣到大钱，都纷纷拿他作为反面例子：即使学习好，也不一定有出息。

由于顾及家庭经济条件，袁凌上了本省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分配回县里的城关法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大学生回来过。同事们甚至怀疑他是假冒的大学生。袁凌忍受不了同事的猜疑，去教了一段时间的书。

2015年12月广西蒙山县夏宜乡家里的楼梯用木板做成，没有扶手很是危险李万薇像一只灵活的猫咪

1996年，袁凌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袁凌依然不愿意留在上海。《重庆晚报》发出工作邀请时，袁凌只问了一句：“你们那儿有没有农村？”对方说：“我们这儿到处都是农村。”于是，袁凌在重庆正式入了行。

随后的20年里，他反复在出走与回归的折返跑里。他甚至在家乡买了个破旧的土房子，一度打算不再出来了。没有人能明白他的选择。

“我有一种特别大的负疚感，我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人，那儿是哺育我的乡土，埋葬了我的亲人，我一定要把那些地方的事情写得差不多，我才能去写外面的事情。”

2016年，在家乡的土屋里袁凌写出了两本书。一个叫《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有关当下中国乡村的命运档案。还有一本叫《世界》，家乡的人是这本书的主角，有以哭死人为业的“歌郎”，有同山林搏斗的伐木工，有颠沛半生的算命先生……

“我的写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偏底层的小人物，一种是体制的边缘人。我不太喜欢写特别中心的人物。”2017年出版的《青苔不会消失》，精选了袁凌十多年来记者生涯中最为杰出的非虚构作品，写出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

著名记者柴静在这本书的推荐词里写道：“袁凌桌上，长时间地放过一张照片，是矿难中死者的遗照，头浸没在血泊里。他没能帮到这家人，就让这照片日夜盯视着他。我也采访过尘肺病人，矿难幸存者和留守儿童，无能为力时，不得不脱身出来。他不，他不允许自己转过头去，就好像他活着对死者是个亏欠，他些微的幸福对苦难之人是个亏欠。他的写作，是浸没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我问他：“这类报道做多了，会背负上原本不属于你的责任吗？”

袁凌回答说：“人性这个东西，很难说哪个责任是属于你，哪个责任是不属于你。有些事情天远地远的，但你做了非虚构写作这一行，那它就会跟你有关系。我愿意把精力放在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的关系上。”

“我想提醒自己，我没有帮到他”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云端小学”小女孩在山坡采摘成束的野花，献给她们喜爱的支教老师

Q：一条

A：袁凌

Q：

这次走访孩子的经历和以往您做调查报道比，有什么不同？

A：我以前做调查记者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去追寻真相。你是一个人跟一群人，甚至一个城市对抗。但是跟孩子的谈话是共情的关系，一种跟孩子有生命联结的关系，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一些扩展。我的心态也从原来的拘谨，慢慢放下跟平和了。

Q：

看到这些孩子，会想起自己的童年吗？

A：当然会。我出生在陕南秦巴山区，一个比较深山的地方。我们家院子海拔有1千多米，我母亲去世得比较早，家里也穷。父亲在我2岁到6岁之间，也是不在家的，一年就回来一次。所以这种留守、贫困，包括后来的单亲，在我身上多少留下了影子。可能我走访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我身上的这种气息，也就非常自然地接纳了我，把我当成自己人。

我自己没有生孩子，去关注这些孩子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代替吧。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美姑县孩子们在简陋的操场上游戏

Q：

您对乡土的负疚感和义务感从哪里来？

A：我一直很难解释，就像雷平阳的诗《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我也是这样的。我的爱只够给那么针尖小的地方。别人看着我的来回折腾觉得很没有意义，在我来说是一个慢慢放下的过程。我对乡土有一个交代了，我写得差不多了。乡土由以前一直需要你把他背在背上的亲人，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他交流、和平共处的亲人。

Q：

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焦虑？

A：早些年的焦虑，就是乡土的压力，我怎么去把它写出来？什么时候能够写出来好的作品？

我从15岁开始写作，到我真正作品能够顺利地出版，被人接受，那是40多岁了。中间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一个字都发表不了，那种绝望你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在自己最看重的事情上，毫无希望，人生始终处于分裂状态，非常焦虑的。

但是最近这几年好了，我把自己逼得也够了。

现实方面的话，肯定也有很多焦虑，但是我这个人都二到现在了，就继续二下去吧。

2016年12月广西大瑶山深处蒙山县乡下袁凌在帮受访者干砍草的农活

Q：

您桌子上放着的那位死去矿工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A：当时我在新京报，去偏远山区采访种鸦片的事情。当地经济比较凋敝，农民就在山上大片大片地种鸦片，一种几千亩。

当时有一个爆料人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他也是一个农民领袖，是个有点可敬的人。

做完调查后，我和他的关系始终是在。结果过了两年，他突然要见我。我们就在报社旁边见了面。他哭着说他儿子死了。

他儿子在铁矿里面打工，在宿舍装电灯的时候，漏电把他给打晕了，或者打死了。他怀疑，儿子当时并没有真的死，是在送医院的过程当中，那个老板觉得残了更麻烦，就故意用车的颠簸，把他儿子弄死了。

他看到他儿子是在冰柜里，七窍流血，凝结的血。他就觉得有冤情。

他这个事在当时只够得上一个消息。我是核心报道部的，这个事够不上核心报道的标准。最后就没有办法帮到他，报题没有通过，我就很难释怀。

他把他儿子在冰柜的照片给了我，我也不想自己忘记这个事，就把它搁在我的桌上，每天看一看。后来我出差回来之后，这个照片就不见了，我室友说，他把它撕了丢垃圾桶去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个老人，差点跟室友打了一架。

我想提醒自己，我没有帮到这个父亲，没有帮到这个儿子。我不愿意让自己忘了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种从小的习惯，就是一种负疚感。虽然知道自己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依然不愿意忘记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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