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惠宁被习近平看好 晋升副国级指日可待

                       


笔者撰写的《退休省委书记政治“回春”，中联办即将升格副国级？》一文播出后，又读到一些相关分析文章和言论。比如，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被撤换是必然的。香港出这么大的事，可是中联办将有些情报扣压不报。其实，北京当局也一直在等机会调整王志民的职务，以显示那是一个正常的人事安排，不是向任何势力低头。”

　　一位刚刚从北京出来“公干”的前官媒高级记者也对笔者分析说，其实你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新华社及各大官媒，刚刚高调对外宣称“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就路透社当日有关不实报道向该社提出严正交涉”的内容，没有分析完全，甚至是忽略了关键内容。事实上，当时路透社引述了“两名不具名的知情消息人士”的话说出主要内容，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另一部分是所谓“中共中央领导已绕过中联办，在深圳设置对港危机处理中心”。

　　这位前官媒高级记者透露说，其实当时让中国官方恼火的不是关于王志民是否会被撤换的猜测，而是所谓“香港危机处理中心”的说法。如果当时路透社的报道内容只是中央政府打算撤换王志民这一项内容，中央当局才懒得搭理呢。

　　至于香港中联办被拖至香港局势明显有所缓和之后才被宣布换将，“当然是因为不能给外界以‘顶不住舆论压力’的感觉”。但是，这位前中共官媒高级记者也分析说：“面对香港这么长时间的乱局，谁当中联办主任也无能为力。至于他王志民在港期间‘有些情报扣压不报’的可能，几乎等于零。”

　　这位人士继续分析说，“记得前北京市长孟学农吗？当时面突如其来的非典重大疫情，在国内外影响巨大，总要有一人被抛出来顶罪吧？这和孟学农有没有能力，是否能胜任正常时期的北京市长职务没有关系。这么大的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发生在哪一任市长的任期内都会被问责。一样道理，现在香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因为反送中运动要求最强烈的就是林郑下台，所以林郑不能下台，那么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就得有人承担责任- 虽然事实上，他一点责任也没有。

　　前面刚刚提到的香港学者吕秉权先生对记者分析说：王志民是历任最短的中联办主任。现在也没有报道他另履新职，很不正常。从某个程度讲，王志民其实是被炒鱿鱼了。接替王志民的骆惠宁临危受命也相当不正常。

　　其实，无论从孟学农的日后为官经历，还是其他甚至受到党内处分的中共副部级以上高官的日后为官经历来看，只要他或她在风波过去以后仍未达所在级别的退休年龄，都会“另有任用”的- 那怕是一任闲差，原级别肯定是要被保留的。

　　王志民也是一样。王志民从年青时代当兵服役再到进入中共政坛的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在家乡福建和中共驻港机构交叉任职。所以当初他一经被任命为中联办主任，外界分析都一致把他与现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一起，归为习近平最信任的“习近平派系”里面最重要的“福建帮”。

　　前一段香港“动暴乱”最为严重的时间，王志民的中联办主任依然安稳，也被外界分析认为，是“习近平力保自己的福建马仔”。现如今，王志民一被调回内地“待分配”，外界又有媒体硬是把王志民与所谓“江派”联系在一起，深挖出了王志民与曾庆红的关系。

　　不过，即使王志民是所谓“习近平派系”，他习近平也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对香港中联办的问责，总不能兑现到一个副主任头上吧？

　　至于为什么安排了一个退休省委书记前住香港接替王志民，依笔者之见，绝非诺大中共政权里的成千上万名，尚属“年富力强”的副省部级和正省部级干部里，根本找不出一个政治上和骆惠宁一样强，能力上也不比骆惠宁弱的。而是因为习近平当局在考虑，为王志民安排中联办主任接班人的过程中，很可能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就是把新任该办的主任人选，同时也是中共中央香港工委书记人选与中联办的组织规格高升一级的设想，一并解决。

　　既然有让中联办升格的计划，成为中联办主任换将的大前提，那么具体人选的考量首先就排除了从副省部级，包括从中联办或者中共港澳办以及外交部等相关机构提拔一个副职的可能性。因为从副省部级，到不久的将来就会随着中联办的升格而升格的副国级，假设安排一个副省部级接替王志民的话，等于让他连升两级。

　　再者，中共组织规范中，对正部级晋升副国级的杠杠和框框有很多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除非专业性特强的岗位，比如由国务院委员兼任外交部长的职位只会从外交系统内逐级培养上去。但专业性不强，而又非“党外人士”出任的副国级领导岗位，无论是国务院以及中央党务系统，还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内副委员长或者副主席，原则上都是先从政治犒赏的角度，提拔那些在地方省委书记岗位上劳苦功高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国务委员兼任的公安部长职务，从2002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位置上升任此职开始，再往后的孟建柱、郭声琨，还有现任的赵克志，都是省委一把手出身。

　　同样道理，如果读者对笔者关于中联办即将升格的分析将信将疑的话，我们不妨假设这已经在中共内部形成定论，那么在此前提下，为中联办新任主任的人选考虑，就会和此前及此后，为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一职的继任人选的考虑角度一样，十有八九会从劳苦功高的省委书记，特别是已经具有几个不同省份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任职经历，同时也是被习近平认为是政治上信得过的，范围已经很窄的干部群里考虑。

　　吕秉权先生还分析说：骆惠宁到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中央这么部署主要出于以下考量：一是北京当局很想找一个悍将，尽快执行习近平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些相当棘手的工作，包括在香港成立国安的执行机制，和特区政府成立抵御“外部势力”的抗衡机制。

　　这些具体的操作，要插手香港公务员系统、教育系统，以及让国内的国企进驻，清洗港资等等，需要大刀阔斧。骆惠宁以前在山西反腐，查处过特大贪腐案。他到香港，可能有一定震慑作用。

　　中联办自己的官网对外介绍它自己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处理有关涉台事务；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在这次持续数月的香港“动暴乱”之前，所谓“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应该是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但“动暴乱”之后，所谓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已经被习近平一再要求“落在实处”。

　　因为习近平提出的，针对“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其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特别要求要“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发表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明白告诉港人：《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包括（1）特区的创制权；（2）特区政府的组织权；（3）《基本法》的制定、修改、解释权；（4）对特区高度自治的监督权；（5）向特首发出指令权；（6）外交事务权；（7）防务权；（8）决定在特区实施全国性法律；（9）宣布特区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10）可根据需要向特区作出新的授权；而为了“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上述十项权力将会加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中央政府的这些所谓“全面管制权”的内容有些较为空泛，有些则十分具体。比如，对特区政府的监督权平时同由谁来具体实施和操作？只能是中央政府，其实也就是习近平的党中央对香港的派驻机构中联办。

　　再比如，向特首发出指令权。重大事项的指令当然会是习近平亲自下令，但一般情况下的指令权行使，也会具体由中联办负责 。

　　从这个角度分析，把香港特区政府类比为内地的某个所谓“民族自治区” 的政府，而把中联办类比成这个自治区的党委，并非不贴切。

　　也就是说，随着对香港“全面管制权”的加强和落实，中联办即使还会沿用旧名，其职能也远远不是用“联络”二字所能够囊括的。

　　如此前提之下，因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特殊，事实上是被视作副国级，所以中央政府事实上，就是党中央的驻港机构也被明确为副国级；对香港政府，还有香港警方等，行使命令权时才更有权威性。正如我们本专栏上一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所分析的那样：中联办代表中央，充当香港行政当局事实上的“上级领导”的角色，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说来，无论是基于开展工作的便利，理顺中联办与香港行政当局之间的事实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是基于对外彰显中联办的权威性，似乎都有必要将中联办升格为副国级。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中联办主任一个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如此一来，骆惠宁的年龄就不再是问题了。

　　现如今，退位港澳特首被安排为一至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渐成惯例。而2017年3月，当时尚还在位的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就被安排为政协副主席，以香港特首身份同时兼任国家领导人和行政长官，成为首例。当时还引发外界争议，质疑这两项职务同兼会有“矛盾”。

　　其实，当时的梁振英也是因为在此前的2016年底，已经宣布放弃争取连任香港特首，才被提前安排进入全国政协副主席序列的。

　　而笔者当时所听到的信息就是，中共内部早有动议，让港澳特首一上任就成为当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理由是，形成某个具体人以国家领导身份出任香港特首或者澳门特首的事实，明确特区政府享受高规格政治地位，有利于向台湾示范。这一动议能否会被采纳尚不好说，但未来中联办主任享受副国级待遇的设计也许两个多月之后就会实现，无论是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是北京已有传闻的，被增补为国务院的国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