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8年美国生活 这份留美的外包工作太坑了

                       
2013年下半年，由于学力不继，我放弃了原本读博的计划，开始为找工作做准备。只是想要在美国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并非易事。

平心而论，我读的学校虽非顶尖，却也不差，在美国东部的公立高校中小有名气。但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公司想要招聘外国人，必须提供材料证明这份工作“非外国人做不可”，这就要求国际学生必须比同岗位的美国竞争者优秀很多，才可能得到垂青。

根据之前师兄师姐的经验，美国企业招聘的岗位一般集中在会计、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但自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基本上就只剩下计算机一枝独秀了。我研究生读的是理论数学，在此之前也没有任何编程经验，看着面前几本犹如天书的教材，决定还是赶鸭子上架，通过自学为简历增添一点点竞争力。

很快，学校招聘会上的岗位就证实了这一点。除了会计师事务所，无论是微软这类的大公司，还是一些小企业，都只愿意为留学生提供计算机方向的就业机会。尽管那时我已经能够写一些简单代码了，但与科班出身的同学相比，仍旧判若云泥。校招会当天，我前前后后递出了30多份简历，但在之后的2个多月里，一家公司都没有联系我。

到了那年12月底毕业时（在美国两学期制的学校中，毕业分冬、夏两季），我仍然没有收到任何一份面试通知。根据美国政府规定，留学生毕业之后必须在3个月内找到工作以满足OPT身份（OptionalPracticalTraining，美国政府允许留学生毕业之后，在未持有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在美工作的“特殊工作身份许可”，一般为期1年），时间紧迫，我准备做最后一搏。

临近2014年春节，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女士操着一口浓郁的印度口音，告诉我他们是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东北部）的名叫“土星信息科技”的公司，“我们对你很感兴趣，决定提供一份‘技术顾问’的工作，希望你尽快入职。”

回想之前，自己确实在校招会上向他们投过简历，应该不是骗子，但没有面试就直接邀请入职显然不符常理。我追问道：“你们不安排面试吗？”

“我们会对所有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考试合格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上项目了。培训期间包住宿，起薪税前年薪6万美元，每年上涨10%。除此之外，公司会帮助办理工作签证和绿卡。”

虽然她的回答没能打消我的疑虑，但我仍然决定接下这个工作邀请――3个月的缓冲期已经过去近半，我急需一个公司来完成OPT身份的申请。

由于公司的招聘态度急切，我决定第一时间入职。这个决定既突然又匆忙，女友送我的时候，忍不住抓着我的衣袖哭了起来。我安慰她：“你好好读完最后一个学期，等我工作稳定下来，我们就租个漂亮的大公寓一起住。”

2

公司坐落在费城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尽管是工作日，办公楼前的停车场上却没有几辆车。我顺着地址找到办公室，在前台等候的时候，随手拿起公司的介绍材料，看着公司logo旁边“甲骨文（全球最大的企业级软件公司）白金商业伙伴”的醒目标识，不禁暗自庆幸起来――看来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雇主。

等了不到10分钟，一个30多岁、又高又胖的印度人把我带了进去。公司内部很宽敞，但格子间里却基本都是空的。印度人自我介绍说是公司的技术经理，而我们的培训内容和日后工作很明确――使用并维护一套由甲骨文开发的名为“HyperionEssbase”的数据库。他简单讲解了一下这个数据库的概念和原理，便带我走到公司另一头的一间大会议室，塞给我一张学习日程表，“视频资料发你邮箱了，你就按照这个表的进度自己学习就行。”

会议室的大长桌边零零散散地坐着四五个人，我挑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来。打了一圈招呼下来才发现，这几个人全是刚从附近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坐在我对面的黑哥来自非洲，说话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另一个坐得稍远点的男生是巴基斯坦人，他让我叫他小巴；会议室另一端还坐着一个中国男生，名叫孙颖，刚从费城的大学毕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阿丽塔的斯里兰卡女孩。

我插上耳机，打开经理发过来的“视频学习资料”。这是一段网络课程的录屏，大致讲了一些诸如建表、增删改查之类的基础操作，我边看边做笔记，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黑哥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走，我送你回宿舍。”

所谓的宿舍，其实就是公司在附近一个旧公寓小区里租的几间房子，离公司步行不到10分钟。路上，小巴和黑哥还专门带我到附近的廉价超市买了一张气垫床和一个简易衣柜。到了宿舍，我发现宿舍居然一共只有两间卧室。

“他们是不是安排错房间了？”我一脸疑惑，“不是说我们3个人一起住吗？”

“就是这样的，”小巴摊摊手，“两间卧房住4个人，他们就是这么安排的。”

我摇摇头，读书的时候在校外租房，一个人独享卧室的时间长了，一时有些不习惯。“那我得赶快做完培训开始工作，这样拿了工资就能出去自己租公寓住了。”

“拿了工资本来就是要出去租公寓的，工作又不在这里。”小巴解释说，我们虽然名义上被称作“技术顾问”，但其实做的是外包工作。美国很多大中型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不会自己雇佣类似于Essbase这种大型企业级应用的专业人员，每当有这种业务相关的需求时就会临时雇佣一些外包员工，而我们公司做的，就是提供外包员工的业务。

而每当有客户公司需要，我们便要过去一直待到项目结束，才能回到总部，等待下一份工作。

“那一般一个项目多长时间？”

“听说有长有短，”小巴想了想，说，“经理跟我讲，长的大概一两年，短的6个月左右。”

听完小巴的解释，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想到来之前对女友承诺的“等工作稳定下来，就租个漂亮的公寓”要化为泡影，再考虑到即使我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这种长期在外的工作性质也注定会让我们聚少离多，突然觉得眼睛里冲上来一阵剧烈的酸楚，急忙对小巴说：“我有点饿，先出去吃点东西。”说完就匆匆跑出了宿舍。

那天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出了小镇，沿着高速公路绕了一大圈，夜色下的乡村灯火幽微，黑暗宽阔的马路好像永远望不到头。等到我回宿舍的时候，夜已经深了。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展开充气床垫躺下，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先留在公司做完第一个项目，等有了工作经验就立刻跳槽。怎么也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3

培训生活很单调。公司每天上午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中午有1个多小时的吃饭时间――当然，吃饭的费用是自理的。公司的管理较为宽松，除了几次晨会，几乎没有考勤的要求，也没有对课程进度的定时检查。平常我们到了公司，就是一边看着视频教程，一边在公司架设的模拟环境上练习。

慢慢地，我和大家就混熟了，尤其是同胞孙颖。在和他的闲聊过程中，我终于摸清了公司与这份工作的性质。

原来，像我们公司这样，专门培训企业级应用软件操作员的公司在美国还有很多家，绝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开的，在网络上一般简称为“ICC（IndianConsultingCompany，印度咨询公司）”。ICC们的商业逻辑非常简单：从美国各地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简单培训和假简历的包装之后，以“高级技术顾问”的身份外包给客户。

由于经过了这样的包装，客户公司在支付薪水的时候，也都是按照“专家”标准给付的。这样一来，两者之间的巨大差价便全落进了公司和牵线搭桥的中介口袋里。

“这种假简历不会被客户公司看出来吗？”我问。

“有的时候还是会的。之前有几个人，去了那边公司不到一周就被辞退回来了。公司倒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帮他们找新的项目罢了。”

“那会对信用记录造成影响吧？”我不无担忧地问。

“那倒不会，客户那边最多是觉得你不能胜任工作，但没办法证明你的简历是假的。而且我听经理说，我们简历里的这些假项目都是经过打点的，即便对方做背调（背景调查）也查不出来。”

孙颖还告诉我，由于“企业级软件的管理与操作”其实是一份门槛和技术含量都很低的活计，因此很多ICC公司甚至还会从印度本土找些高中刚毕业的年轻人，以可为他们申请“H1b（美国工作签证）”为条件，将其吸引过来。由于美国工作签证有数额限制，ICC公司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为了提高中签率，经常会为一个人提交几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听说这几年H1b的竞争之所以越发激烈，就是和ICC提交了大量虚假名额的材料有关。”

“这也太黑了！”听完孙颖的话，我愤愤不平地感慨道。

“我们这个公司已经算不错的了，还有比这更黑的。”孙颖说，由于ICC公司一般都会为新入职的员工提供培训和免费的住宿，因此，有些公司会在员工要求辞职的时候，以赔偿巨额的“住宿费”和“培训材料费”为由进行阻挠。这些费用往往高达几千美元，远远超出了其本身应有的价格。

“我们公司还算比较有良心，”孙颖说，“我之前有两个师兄在这里待了1个多月，觉得心理落差太大，就走人了。离职的时候还挺轻松的，没听说被要求交乱七八糟的费用。”

4

2个多月的培训一晃而过，到了2014年4月初，经理来到我们自学的大会议室，说公司准备安排我们参加甲骨文公司的Essbase专家考试，一旦通过，就能立刻安排项目。他身边还站着一个50岁开外的印度人，五短身材，面容严厉，自称姓Ash（英文“灰烬”的意思），我跟孙颖私下叫他老灰。

老灰负责安排我们考试和工作项目事宜，还说如果考试顺利通过的话，公司会报销报名费。

我自觉复习得还不错，立刻报名了4月中旬的考试，可等上了考场才发觉，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点都在公司的视频材料之外，不用说，这次考试自然是以滑铁卢告终了。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公司，发现同事们大多和我一样面色不佳，只有黑哥低空飞过了。

成功通过考试的黑哥马上被老灰叫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一脸轻松，话语中带着几分喜气，说公司已经着手为他“包装”简历了，开始安排项目面试。

我们也被老灰一个一个叫出去谈话，轮到我，老灰一脸严肃地说：“你学习了2个月，但没有通过考试，这件事让我们很失望。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还是考不过，我想你只能去其他公司碰碰运气了。”

阿丽塔是最后一个进去的，那天她过了很久才回来，一回到大会议室就低下头开始啜泣。我不明所以，孙颖小声告诉我：“她已经挂过一次了。”

之前，阿丽塔的OPT申请被移民局要求了“RFE”（Request forEvidence，指移民局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在美国工作的合规性，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但随着她考试的又一次失败，失去了雇主，也就意味着她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申请。因此，很可能最后几天的缓冲期一结束，她就不得不离开美国。

那天阿丽塔一直哭到临近下班才独自离开公司，我们几个一直呆坐在会议室里，想到自己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

等到第二周，阿丽塔果然从公司里消失了。尽管后来又来了些新人，我们之间的交谈也明显少了。有时候，孙颖会叫上小巴一起去停车场抽烟，回来的时候也都是面色低郁，相顾无言。

转眼到了5月份，女友毕业在即，跟我打电话说，自己并没有强烈留在美国的意愿，让我放下压力，考不过大不了一起回国。我虽然嘴上说着“到时候再随机应变吧”，但心里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全力通过考试，早日跳槽，实现对她的承诺。

在我们第二次考试的前一周，黑哥通过了一家位于芝加哥的公司的面试，很快就要飞去对方公司参与项目了，只是看起来似乎有些心事重重。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悄悄地问。

“我有点担心公司给我做的简历，”黑哥略略迟疑之后还是告诉我，“简历上说我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我担心过去之后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

我愣了一下。虽然之前知道公司在帮忙安排项目的时候，会把我们包装成所谓的“高级技术顾问”，但没想到他们竟会直接造出一份有七八年经验的假简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同时也不禁为自己将来的工作深深地担忧起来。

“祝你好运”，想了半天，我只能这么说道。

5

所幸我的背水一战最终还是成功了。

回到公司，老灰难得对我露出了笑容，还伸手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们已经开始为我准备“简历”了，下周一就联系项目。

孙颖和小巴也都通过了考试。尽管对日后能否胜任工作心下惴惴，但想到一段有薪水的日子近在眼前，我还是开心地和他们一起庆祝了一番。当天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友，让她毕业后直接来我工作的城市找工作就好。

很快，老灰就告诉我，他们已经做好了我的简历。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我拿到这份简历的时候，仍然吃了一惊――公司不仅给我虚构了8年的工作经验，还把我的年龄也改大了2岁。

“这简历真的没问题吗？客户不会做背调吗？”我问老灰。

“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老灰回答得没有丝毫犹疑。


公司制作的“简历”的部分内容，“8年IT经验”的字眼清晰可见（作者供图）

过了不到半个月，老灰找到我，说已经有公司对我的简历十分感兴趣，很快就会安排电话面试，“是NetApp，业界知名的大公司。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准备。”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嘉许。

我虽然满口答应，但心里却泛起了嘀咕：NetApp确实是业内顶尖的公司不假，但一来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加州湾区，如果真要去述职，势必要开车横穿美洲大陆；二来湾区硅谷房租昂贵，普通公寓月租大多都在3000美元以上，我每月税前5000的工资实在捉襟见肘。“他们不要我才好呢。”我暗想。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暗示起了作用，虽然我认真地完成了NetApp的电话面试，但很快对方就有了回音，表示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位申请者”。放下电话，老灰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责怪我，只是淡淡地说：“这种情况很正常，别担心，我们再帮你安排其他的机会。”

孙颖和小巴陆续都拿到了offer。小巴走得最早，孙颖也开始收拾东西了。一天晚上我去他宿舍串门，见他的行李已经收拾齐备，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不禁羡慕道：“马上就要上项目了，真好。”

“有什么好的，我那家公司在巴尔的摩，就怕有命挣钱，没命花（巴尔的摩因其犯罪率高而闻名，常年在‘美国最危险的城市’榜单中名列前茅）。”

“那只能多花点钱去富人区租公寓了。”

“是啊。以前都说古代的农民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做这一行，那就是‘靠地吃饭’了。”孙颖说，“如果能被派到安全又物价低的地方，那应该还是能过得挺不错的。”

孙颖走后不久，老灰又找到我，说一家叫ARRIS的通讯公司准备近日联系我做电话面试。我上网查了查，这家公司总部位于亚特兰大远郊，当地的物价和税费都不高，城郊的几个小镇也算安全，我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个工作机会。

许是上天有眼，这次的电话面试非常顺利，几天后我就接到消息，说对方公司希望我尽快去亚特兰大入职。没多犹豫，我就决定过两天就出发南下。

临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公司准备再整理一下资料，没想到才坐下来没多久，门就被推开了，我抬起头，吃了一惊――竟然是黑哥。

“你怎么回来了？”

“被开了呀。”黑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黑哥说，他去了芝加哥之后，才发现客户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公司的培训，因此没过一两天，公司就发现他并不是“简历”中所描述的“经验丰富的技术顾问”，毫不犹豫地下达了解职的通知。失去工作后，没了收入的黑哥在芝加哥待不下去，只能回到了这个小城――好歹这里有免费的公寓住。

黑哥还说，小巴在客户公司工作的也很辛苦。同样是因为客户的要求太高，为了避免被开除，小巴除了工作，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来学习，下班之后还要一直看书到凌晨1点才睡觉。“他今天早上7点过跟我打电话抱怨，打完又马上回去看书去了。”

“客户的要求总是这么高的吗？”我听得手心冒汗。

“听说还是靠运气，碰上客户的业务需求不那么难的，就能一直坚持到项目结束。”黑哥耸耸肩，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兄弟。”

6

相比起黑哥和小巴，我的运气确实还算不错。

到了ARRIS后，人事很快把我带到了一个中年白人面前，介绍说这是大卫，全程负责我的工作指导。大卫身材壮硕，面容却很和善，浅金色的头发白了一小半，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的金丝眼镜。

大卫简单向我介绍了一些工作上的要求，第一个任务自然是要求我把Essbase的环境搭好。他问我如何在服务器上搭建系统，我想了想，在纸上大概写了一些搭建的步骤，他指着笔记问我：“全部弄好需要多久？”

我估测了一下，满打满算大概一周半到两周的时间足够，但我又有点害怕搭建完环境后的任务会更难以招架，便说：“我觉得3周比较合适。”

“那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吧，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急。”大卫笑笑，就走开了。

说实话，在ARRIS的工作十分惬意。由于大卫布置的任务不难，而且总会慷慨地给我留出远远多于预估的时间，因此，上班时的大段空闲基本上都被我用在了自学代码和刷社交网站上。那段时间我常常对女友开玩笑，说自己的工资“远远高于工作中创造的价值”，所以“根据剩余价值理论，在这里上班就是在剥削资本家”。

女友也一起来到亚特兰大，很快在海信的美国分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正巧就在ARRIS的隔壁。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能一起上班和回家。更让我们高兴的是，亚特兰大周边的房价还算低廉，以我们不多的收入，也能轻松地租下了一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楼下还有宽阔的美式庭院和垂柳环抱的喷水池塘。周末休息时，除了偶尔开车郊游，我和女友的大多数时间，都窝在家中的阳光房里看书、玩游戏。如今回想起来，那个秋季显得格外温暖和漫长，直到11月底，屋外的草木依旧一片葱绿。那时我甚至有了幻觉，仿佛这个属于南方的秋天永远都不会结束。

没想到的是，刚刚进入12月，气温便立刻急转直下。和冬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我的解职通知。

那天是一个周五，我和往常一样，提前5分钟赶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里面除了正常的工作往来，还有一封额外的邮件。我顺手点开，却发现上面写着：“……因我司的工作在您的帮助下已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即日起结束您的项目，感谢您在工作上的协助。请您在今日完成工作交接与资产归还……”

读完邮件，我整个人都有些发懵，第一反应是大卫不满意我的工作，毕竟之前老灰讲得清清楚楚，这个项目的时间是1年左右。我急忙跑去问大卫，他却只是对我礼节性地表示抱歉，说确实是项目进度所带来的外包人员调整。为了让我相信，他还说：“你看之前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两个印度人，不也走了吗？”我愣了一下，才猛然想起来我旁边那两个位置已经空了一个多星期，只是我一直没有觉察。

稍微平复了下心情，我跟老灰通了个电话。对于这个原本承诺“为期一年”的项目只用了3个月就结束的事，老灰出人意料地并不显得惊讶，只说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并且让我尽快回公司，方便给我安排下一个项目。

老灰的态度让我颇有些犯嘀咕，难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的下一个项目，不会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吧？想到这里，离职回国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但在电话里我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说目前在亚特兰大租的房子尚未到期，而且回宾州总部又太远了些，希望就留在当地准备下一份工作的面试，如果通过就直接从亚特兰大出发去入职。老灰想了想，同意了下来，同时提醒我马上就会为我找到下一份项目的面试，让我抓紧时间做准备。

“我有点想辞职跟你一起回国去找工作了，做外包实在太不稳定。”到了晚上，向女友讲了我被ARRIS解职之后，我说。

“我倒觉得不用着急，”她想了想，说，“反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帮你找新的项目了，你可以试试再做一个，多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何况你还有STEM延期（美国移民局对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留学生有额外工作特许，以上4个专业的留学生可以在OPT结束后，在未拿到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合法延长17个月的工作期），完全不必急着回来。”

“那你呢？”

“我们学金融的又没有这种福利，”她笑了笑，“而且我也没多想在美国待着。我在海信这边也就是挂个身份，做不做其实都无所谓。我已经想好了，等到过了这个年我就辞职回国，你的话，做完项目之后再回国，或者等你有工作签之后我再拿H4（美国签证的一种，签发给持有美国工作签证者的家属）过来找你。”

“那不是要异地1年多吗？”

“为了工作，总得有低头的时候啊。”听到“异地”两个字，她神情变得有些黯然，但很快又摇了摇头，“没关系啦，不会很久的。你一定会很快找到新项目然后拿到工作签证的，这样我就可以再过来和你在一起了，对不对？”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水光变幻，有什么东西藏在瞳孔深处，亮晶晶的。

“嗯。”我点点头。此时除了点头，我想不出什么别的话来安慰她了。

7

新年转眼过去，我的新项目仍悬在空中，但女友回国的时候却已经到了。1月中旬，我去机场送她回国。通知登机的广播一再催促，在安检口的时候，女友终于忍不住抓住我的衣领，将额头抵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而我却一筹莫展，只能机械地拍着她的肩背，希望能稍微给她一点安慰。

回来之后，我开始更为频繁地联系老灰，希望快一点找到新的工作，但每次拨通，老灰都重复着相同的话：再等等，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通知你。1月眼见就要过去，我决定退掉亚特兰大的房子，回到公司总部所在的小城继续等待。

等我回到公司后，发现里面的面孔已经换了一波。孙颖和小巴都还没回来，而黑哥在我前往亚特兰大之后不久，又找到了一份在湾区的项目。

到了2月，公司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大概是有了第一个项目的经验，面试时我在电话里对答如流，对方似乎也很满意。“我们这个项目时间比较紧，你能够尽快赶过来开始工作吗？”面试快结束时，面试官在电话里问我说。

我心里一紧，客户公司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公司正好位于美洲大陆的东西两端，如果去入职的话，意味着我需要开车横穿整个美洲大陆，3000多英里，“我开车的话，可能需要五六天，毕竟我公司在宾州这边。”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啊，没关系。感谢您的面试，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通知您的。”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美式客套，电话随即被挂断了。

果不其然，过了两三天，我问起面试结果时，经理遗憾地耸了耸肩，“抱歉，他们说选择了其他的候选人。”我没有接话，这个结果已经在意料之中了。

直到春天，虽然我又一连接了好几个面试，每次感觉也都不错，可最终得到的却仍然是和项目失之交臂的消息。由于在等候期是没有收入的，我开始越发焦躁，再想到即便接到了新项目又有可能面临只做了几个月就突然夭折的命运，终于有一天，我决定与其在美国继续等待，不如直接辞职回国。

我向老灰递出辞呈的那天晚上，我在电话里跟女友说了这个决定。

“好呀好呀，那你回来吧。”她在那头的声音轻快，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后记

这一年5月，我处理好所有的事宜，结束了在美国8年的学习工作生活。

踏上上海机场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无比坦荡。至少从现在开始，我可以从头开始，踏踏实实地找一份工作了。很快，我就有了第一份收获，尽管薪水比起美国微薄了许多，但至少是一份安定的全职工作。

去年年中，我和女友结了婚，度蜜月的时候，孙颖在我的朋友圈下面说恭喜，我问了一下他的工作，他回复我：

“又做了两个项目，感觉外包确实不稳定。现在我也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