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高考落榜后，我和老师的“私奔”

我是铁了心的。桐老师信里那位在北京教书的未婚妻，触发了我不顾一切离家出走的渴望。

我才16岁，哪里理解什么爱情婚姻。我只觉得，小县城里的人没法理解他的寥落，我家人也没法理解我的处境。如此一来，我不免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哀感。

“可是，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可以辞掉工作，到省城或者外地去闯一闯啊。”我天真又热心地提议道。

“很难的，像我这样的年纪，不好找工作了。”他落寞地摇头。

“有什么难的？我要是男生，又像你长得这么高大，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逃得远远的。我只恨自己不是男孩子，不能闯荡江湖。”我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傅红雪、小李飞刀、郭靖、杨过等各路侠客的身影，很是慷慨激昂。

“有志气！那――你想去哪里？”

“北京。我读过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我太喜欢那篇课文了，这辈子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

“北京我倒是认识人，还是我的求婚对象呢。一个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女人，30岁左右，但没结过婚。”

“真的吗？大学女老师？”我半信半疑。

“当然是真的。”桐老师颇为骄傲，从一摞信里挑出十多封书信和照片，打开给我看，“我和她通信已经有一年多了，聊得还不错，文化修养还可以，我们甚至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你会和她结婚吗？”我望着照片上那张模模糊糊的艺术全身照，女子并不漂亮，但端庄贤淑。

“她信写得很热情，都把我当未婚夫了，但我还没决定好，她一直邀请我去北京。我也很想去看看她。说不定，我俩还可以一起结伴去北京。”

4

其实，我对他们的交往罗曼史毫无兴趣，真正提起我兴趣的是最后那句话：“说不定，我俩还可以一起结伴去北京。”

我天真地盘算了一下，按桐老师的说法，那个女子不仅知书达理，还乐于助人。那么，她看在未婚夫桐老师的份上，应该愿意帮我在北京找找学校，或者找找工作吧？

“桐老师，我们一起去一趟北京好不好？你去找你的未婚妻，我去找我的学校。北京有一两所职业大学在我们县城招过生，我想到北京亲自了解一下。”

“这个……可北京很远的。”

“所以，我才想请你陪我去。我没办法一个人去。我去年悄悄攒过零花钱，想离家出走，到了去武汉的汽车站，但他们不让我上车，说我太小，得有大人陪着。”我一个16岁的小姑娘，虽然有去大城市的决心，却没有这份力，但桐老师有啊。

“就算你找到北京的学校，你父母不让你读，学费怎么办？”

“我可以去北京打工，16岁以上就不算童工了。我可以半工半读，或者先打几年工再读书。反正无论怎样，我这次去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我坚决地说。

我是铁了心的。桐老师信里那位在北京教书的未婚妻，仿佛溺水之人的救命稻草，触发了我不顾一切离家出走的渴望。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我都会从家里溜出来，去桐老师家商量出逃计划。后来我重新回忆那段日子，才想起来，他那位似乎永远都在洗衣服的母亲，和那个似乎永远在跳橡皮筋的女儿，好像总是用一种飘忽的，带着敌意、不屑甚至惊恐的眼神，盯着我走进他家的院子。

即便是后来想起来，那种眼神仍旧让我难受，因为我除了希望让桐老师陪我出一趟远门，尽快逃离那个令我窒息的家以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我求他带我去北京，他却总是回避我的请求，继续坐在他的小屋里对我絮絮叨叨地谈美术、人生、爱情之类的大道理。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有点瞧不起他，觉得这个中年男人只是沉浸在自我营造的幻想世界里，那些所谓的人生大道理能解决我的痛苦处境吗？家人对我冷嘲热讽、极尽羞辱的时候，美术能帮我做什么？

5

终于，几天后，桐老师同意了。

“好吧，我也想出去闯一闯，我那个首师大的朋友应该能帮上忙。不过――”他羞愧地低下头，“我没什么积蓄，真要走，我没办法帮你出车费。”

为了证明他的清贫，他特意找出一张皱巴巴的存折带我去银行取钱，存折上显示他只有100元了。

“县城到武汉的车费是35元，但我们总得留一些吃早餐和做公交车的钱吧。”

“你没有同事朋友吗？你认识的人那么多，能帮我借点吗？我一定会还你的。”

“借钱？我不想跟他们有金钱上的往来，他们一直看不起我。”

我震惊于他的清贫，又不屑于他的清高――连帮我向朋友借钱也怕丢面子。反正我是不怕丢面子的，最后，我向自己经常光顾的一家冷饮店店主借了5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桐老师看着我借来的50元，颇为惊讶，但依然摇头：“50元还是不够啊，从武汉到北京，火车票得一两百元呢。”

“我有一个表姐在航空公司，表姐夫是处长，我们先到武汉，应该能让她帮忙买到北京的火车票，然后我再向她借点钱。到了北京，我们先去找你那位女友，我也可以向她打听北京的学校或者工作。”

6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家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当时家里人还在吵架。我天真地想，从今晚开始，炼狱就结束了。

到了桐老师家，他让我先洗个澡，然后坐夜班车出发――因为夜班车比白班车便宜。

于是，我站在他家破旧卫生间的水龙头下。这时，院子里突然传来桐老师和他母亲说话的声音，先是低低的，很快变成了激烈的争执。

我一边静静地听，一边哭了出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桐老师的母亲眼中成了怎样的人。但想从高考落榜中逃离的愿望战胜了一切，北京会是个自由光明的地方吗？这是我当时最强烈的念头。

洗完澡，回到桐老师的房间，我坐下来，开始对着镜子梳头。这时，他走过来，望了望镜中的我，突然说：“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还未等我转过头，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轻轻地吻了一下，还有他自以为幽默的声音：“小傻瓜，这就是我的礼物啊。”

我感到愤怒，还有屈辱。他以为他是谁？凭什么这样做？但我还是继续梳着头，看着镜中的自己一点一点颤抖。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高估自己了，过于相信一个大人不会打一个小孩的主意。我居然以为自己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地指挥他。但当时的我依然只是想，往后的路上我可得防着他点。

梳完头，他连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有点奇怪了。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那种眼神，不再是一个大人看小孩的眼神，而是一个男性看女性的眼神，连同他对我说过的那句：“16岁是最好的年纪，16岁的少女是最洁白的。”

7

很快，我们就出发去坐车了。夜班车很拥挤，我们到了之后已经没有空位了。

桐老师好不容易给我挤出一块地方让我躺下，他就在旁边蜷着身子蹲着，夜晚很冷，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我身上，还非常温柔地问了句：“冷不冷？不行我把背心也脱下来给你。”

我冷漠地摇摇头，但心里升起一种酸酸的想要哭鼻子的情愫。我很清楚自己永远不会爱上他，我那么年轻，而他如此衰老，这种情愫更像亲情――在那个16岁女孩逃离第一个父亲出走的夜晚，身旁温柔的40岁男人就像是第二个父亲，陪着她去远方。

于是，我很快原谅了他之前的非礼，并尝试说服自己，他之前的吻也应该是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就在他的温暖外套中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武汉。

桐老师看到路边一个三轮车夫，就问到我表姐所在的街道要多少钱，车夫说“一元”。可那车夫绕了一圈后，把我们拉回离原地不远的几百米处，却索要十元。

“你刚才不是说一元吗？”

那车夫很轻蔑地笑了：“武汉人说的一元就是十元的意思。”

知道被骗了，桐老师很书生气地要和他理论。一堆不怀好意的车夫立即涌了过来围住我们。我赶紧塞了10元钱在车夫手里，迅速拉着他离开这是非之地。

那一瞬间，我沮丧之极，暗想，我怎么遇到了这样一个傻乎乎的男人？

当我看着他被一帮欺生的车夫骗了、还迂腐地跟他们据理力争的样子，当我看着他抱着那本破画夹在武汉街头张皇失措的样子，当我看着他畏畏缩缩地对我说“我钱用完了，不过我有熟人在武汉，可以向他们借”的样子，我更愤怒了。

我没有表姐的电话，也不知道表姐的名字，却通过反复的坐车和打听，奇迹般地找到了表姐的家。

看到我的那一刻，表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毕竟，离上一次她见到我，已经相隔了七八年。

我谎称父母已经同意让这位美术老师带我去北京。九十年代中期，我家没有电话，表姐也无法立刻联系到我父母。

桐老师还把自己的破画夹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给表姐看，说自己曾经获过什么什么奖。表姐夸赞了他，还答应帮我们买火车票。

可等到表姐夫一下班回来，两个人就立刻开始托北京的熟人查遍首都师范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名单，却没有打听出那位未婚妻。

那个漆黑的夜晚，表姐夫表情严峻，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北京的电话号码。而桐老师则表情尴尬地坐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嗫嚅着：“不应该啊，我和她还通过一年多的信呢。”

我知道，自己出走的梦想注定要破灭了。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桐老师找了个借口从表姐家溜了，我则被表姐遣送回了家。

“我在官场多少年，阅人无数，一看就知道这个男的是个骗子！”表姐夫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小姑娘家涉世太浅。差点被他拐卖了！”

“他不是骗子。他真的是教我美术的老师。”我始终相信，是那个北京的女老师欺骗了他。

8

整个家族都知道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父亲更是愤怒。私奔？这的确是比高考落榜更可怕的家门耻辱。

我说我是主动求他带我走的，父亲不肯相信。这样一个平素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好女孩，怎么可能主动跟一个年龄可以当父亲的男人“私奔”呢？

父亲去找了桐老师，骂他道德败坏，逼他写保证书，还扬言要告发他诱拐少女。

但我心里一直觉得，不是他诱拐我，而是我在怂恿他。

出逃未遂后，我再也没去找过桐老师，倒不是怕父亲知道，实在是他对我已经毫无用途了。桐老师倒是去学校找过我几次，每次女友都窃窃地笑：“看，那个中年男人又来找你了。”

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极度的羞辱。

于是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说：“我现在很忙，要考大学呢。你不要再来了。”他看着我，讪讪地走了。

1997年7月，我考上了北京某重点大学，离开了家乡县城。

2000年1月，大学三年级，我寒假回家和父亲一起走亲戚。一个男人远远地擦肩而过，是桐老师。他还是那副落魄潦倒的书生样子，只不过背有些驼了，头发也开始花白，他真的老了。

这时，父亲突然转过头，若有所思地看我的眼睛问：“刚才是桐老师，你看见没有？”

“是吗？没有注意。”我答得斩钉截铁又云淡风轻。但其实，我只是依然耻于去面对自己不堪的往事。

2015年5月，我被一位老同学拉进高三同学的微信群。我突然发现，离高中毕业整整20年了。

想起当年细碎的友情，依旧那么温暖，但想起当年严酷的高考，还有离家出逃的抗争，却那么灰暗。这曾是自己一生中最伤痛和耻辱的故事。20年后，人到中年，连我的女儿也即将步入青春期，我才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坦然面对，更可以坦然分享，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当年16岁的我真的成功逃到北京，又会怎样？

或许，根本找不到桐老师那个准未婚妻，也找不到学校和工作，最后身无分文，只能浪迹街头。可又不肯回家后，遇到恶人了，被奸污、被拐卖山区都有可能。

至今，即使20多年过去了，少女离家出走的社会新闻也并不少见。我总还是觉得，她们曾经是我，我也曾是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