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想给钱的人多着呢 不是一路人一分也不花

                        2018，《小武》推出整二十年，贾樟柯一直紧握手中的摄影机，用镜头凝视当下，当下的巨变，巨变中的人。他用一寸一寸的胶片，在电影中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贾樟柯似乎一开始便做好了长跑的准备，一直保持两年一部长片的频率，在自我的认知里突飞猛进，在市场的喧闹中往前走。

最近几年，贾樟柯搬回汾阳老家，扶持新导演，办平遥影展，开艺术中心，在当下探寻改良电影生态的可能性。

在艺术创作和改良电影生态上，贾樟柯都选择做一个长跑者。

《娱乐FOCUS》第26期 采写/张晶 责编/金成武 图/金成武

本文系网易娱乐原创深度栏目《娱乐FOCUS》（聚焦）出品，由主力记者和编辑共同打造，直击娱乐圈各种内幕，解读热点事件和人物。



江湖
201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贾樟柯被授与“金马车奖”，上台领奖时，他说，曾经以为电影可以改变世界，如今世界改变太小了，要继续拍下去。

三年后，贾樟柯拍出了《江湖儿女》。电影的定档发布会在一个吊着巨型水晶灯的宴会厅举办，贾樟柯被众人簇拥着步入大厅，脸色沉静。他刚从戛纳回来，身上穿的还是出席电影节的那套藏蓝西服。

发布会上，漂亮的女主持人追着问，“贾导，你怎么变得这么慈祥了？”贾樟柯听了嘴一歪，乐了。

《江湖儿女》的拍摄跨越了四季，行驶七千多公里。贾樟柯首次开放投资，增加了合作方，12家公司参与制作发行，王中磊亲自站台。

发布会还原了电影中的场景，八九种白酒倒在一个白色瓷盆里，众人围成一团，喝“五湖四海酒”，杯子碰在一起，有几分江湖意味。

面对资本的老问题，贾樟柯的回答干脆利落，“资本都是我挑的，想给钱的人多着呢，跟我想法不一样，我一分也不会花你的，不是一路人。”

这仅仅是江湖的一面。

1999年，贾樟柯29岁，刚拍出《小武》，被电影局喊去谈话。这场谈话后，贾樟柯被停止拍摄影视剧的权利。更令他意外的是，在文件的一旁有几行小字，“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交流”。他在书中记录了当时的迷茫，“人心如此玄妙，复杂得让人难懂。”

2002年的一场对谈中，孙健敏问他，在人际复杂的电影圈，如何保证自己的创作没有杂念。贾樟柯的回答决绝，不屑，“我根本不介入那个所谓的圈子，更对其中的恩怨不感兴趣。”

2018年，贾樟柯拍出《小武》整二十年，时间带给人巨变。工作室的大厅里摆放着戛纳国际电影节颁发的“金马车”，三年过去，“金马车”有些褪色。

“时间可以带给人很多容颜的改变，意识、价值观、做人做事的方法改变，还有整个社会的变迁对他们的影响，”贾樟柯说，“我现在对无言以对、五味杂陈非常感兴趣”，拍电影就像我们生活一样，我们就生活在无言以对、五味杂陈的环境里，“这是时代给我们的。”

时代变革下的个体，一直是贾樟柯镜头的焦点。从“故乡三部曲”到《江湖儿女》，贾樟柯有意保持着作品与作品间的连续性，在电影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荷尔蒙
2017年初，许知远去汾阳采访贾樟柯。饭局上，大家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许知远拍着贾樟柯的肩膀，扭头对旁边的朋友说，同龄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贾樟柯。

他对贾樟柯的评价极为精准，“他有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在感受力与理性分析之间，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情绪之间，在知识分子与江湖气之间，在创造力与商业运作之间，在中国社会与世界舞台之间，在故旧与陌生人之间，他似乎都能从容不迫。”

这些可描述的，不可描述的，可解释的，不可解释的，贾樟柯全部把它放在自己的电影里。

他的电影世界，对县城，对山西方言，对叶倩文的歌，有着近乎偏执的审美。每个演员接戏之前，山西方言都会成为一种压力。

《江湖儿女》中饰演斌哥的廖凡带着点无奈地说，“直接晕了”，因为直到拍完电影，他都没分清“你”、“我”，用汾阳话怎么说。

年岁渐长，贾樟柯的电影世界越发枝繁叶茂，但大树的根稳稳地扎在小城汾阳，这是贾樟柯的“边城”。

1970年，贾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阳。汾阳是山西吕梁市平川四县之一，307国道从县城穿行而过，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繁忙的运输通道，大货车呼啸而过，扬起一阵尘土。《小武》里那些灰色的街道和屋瓦，在这里依然有迹可循。

贾樟柯七八岁的时候，文革刚结束，街道上常常聚集着很多年轻人，插队回来的，上学毕业的，退伍回来的。无论从哪一路汇聚而来，大家都是一个身份，待业青年。

那时候的年轻人，普遍都带着点反叛精神。幼时的贾樟柯过早地接触了这些叛逆青年主宰的“江湖”，大哥打架的时候，他在后面递砖头。

“那时的大哥必须帅，很干练。”前天晚上贾樟柯没睡好，眼袋挂在脸上，提不起精神，但回忆起过去，话头立马被打开了。记忆中的大哥，白色塑料鞋边永远一尘不染，还得身手不凡，比如枪法特别准，抬手“啪”一枪，鸟就掉下来了，“我就跟着捡鸟，一天能捡好多。”

少年时的贾樟柯有过一段混沌的青春，他挥霍着身体里的荷尔蒙，呼朋唤友，打架、恋爱、落榜，在街上游荡，在报摊上看摊，阅读天南海北流经此地的文字。这些文字充盈了一个县城少年对世界的最初幻想。

八十年代，美国的霹雳舞在中国风靡一时，这个风气弥漫到小城汾阳，也给贾樟柯的青春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看了七回电影《霹雳舞》，盯着学基本动作。

基本动作很快就学会了，年轻人的好胜心作祟，他觉得得来几个高难度的才能镇住人，于是他每天在县体校的体操馆练空翻，有一天，他正在那练，过来一个人，说“小伙子，我关注你很久了，你特别刻苦，咱们吕梁举重队要招人了，你有没有兴趣报一下？”

有段时间，他迷恋吴宇森电影里的江湖，把家里存的葡萄糖瓶子偷出去卖，正好能卖两毛钱，换了去看录像。在弥漫着脚臭味和烟味的录像厅里，贾樟柯跟着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学着男人的样子长大。

十多年后，贾樟柯见到了吴宇森，在舞台上，他向吴宇森鞠躬，“他的电影就是我经历过的江湖”。

直到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依然有吴宇森电影的影子。



父亲
在合作之前，廖凡没见过贾樟柯，但喜欢他的电影。“看他的电影我老觉得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这么一个中年人，”廖凡说，贾樟柯比他想象中健谈，逻辑性很强，没有废话，就像他写的剧本，清晰，朴实，文字极其简练。

贾樟柯的文学天赋，得益于父亲的影响。贾樟柯的父亲是名语文老师，他出生后，父亲没有给这个心爱的儿子按字辈往下排，而是取名“樟柯”，樟木做的斧柄，虽不起眼，但很关键。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爬城墙，站在城墙上看外面的公路，很久才能看到一辆车。父亲出身不好，没上成大学，一生不得志。

冬天的夜晚，四下安静，炉肚子里的火苗呼呼作响。父亲捏着报纸，大声地朗读着上面的文字，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意识流是什么时候？”贾樟柯翘着腿，挪开嘴里的雪茄，一脸兴奋，我还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两个教师推着车，穿着中山装，立在那儿谈意识流。

贾樟柯文字里潮湿的底色，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也得益于这样的影响，为他种下一颗文学的种子。

稚嫩的江湖气和着文学潮湿的底色，成了贾樟柯电影特有的气息。

十八岁那年夏天，贾樟柯跟父亲讲，他要去山里的同学家补习英语，要走十几天。父亲很高兴，“去吧去吧”。贾樟柯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他没去补习，而是跟着一个演出团走穴，跳霹雳舞，一直过黄河到了榆林。

每一个父亲在儿女身上，都寄托着一个自己的梦，贾樟柯的父亲也不例外。最早，父亲期望贾樟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高中文理科分班，贾樟柯选了文科，外科大夫的希望破灭，父亲又期望他考上南开大学，高考落榜后，父亲觉得，像他一样，当个小学教师也不错。然而，贾樟柯最后成了一名导演。

“他确实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怎么长大的。”在知乎“大家谈”的分享会上，贾樟柯说，青春时期太淘气了，《站台》是对父亲的一个交代。

2006年春天，贾樟柯的父亲去世了。“突然就去世了，他没有太多快乐的时间。”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纪录片镜头里，贾樟柯心中起起伏伏，沉默了很久。那一刻，只有耳旁呼呼的风声，还有枯草在摆动。



踏入洪流
晚上十点，四十九岁的梁景东从饭局抽身，周围顿时安静下来。与赵涛不同，他现在仍然是山西传媒学院的一名老师。

从《小武》开始，梁景东很少缺席贾樟柯的作品，《站台》中，他是穿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刚从广东回来的时髦青年张军，《山河故人》中，他是矿工梁子。

与贾樟柯相识太久了，梁景东把这种相识抽象成一种宿命，“我先到一年，可能我在等他。”

1993年，梁景东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贾樟柯刚考入北电，两个人住一个宿舍，不用多聊，一听口音就知道是老乡。

梁景东回忆，贾樟柯在北电的学习“像吸墨水一样”，眼神里充满渴望，很有力量。

有一晚宿舍停电，大家来了一场即兴表演，还在烫脚的梁景东表演一个画画的人，贾樟柯兴奋地说，“梁子，我要给你拍十部电影！”

在北电生活开始之前，贾樟柯度过了一段沉寂时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社会思潮正处在令人窒息的时期。20岁的贾樟柯去省城太原学画画，在郊区租房住，每天吃白菜鸡蛋煮挂面。冬天越来越冷，贾樟柯一个人拉着平板车，走两个多小时，去煤厂买煤，天空飘着点小雪，他拉着煤车走着，脑后飞过一架直升机，他哭了。

贾樟柯在上学与回家之间僵持着，进退两难，处在人生的窒息阶段。

但是，偏偏他看了《黄土地》，一下子被震住了，“我感觉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我一定要去搞电影。”

三年后，他去了北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资源远比今天匮乏，贾樟柯和王宏伟、顾峥几个人成立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目的就是交换录像带，观摩影片。

法国大使馆文化处曾在三里屯的法国小学，放映法国导演特吕弗作品全集，不过要凭蓝色的入场证入场，贾樟柯找美术系的同学画了几张，连续看了好几个星期，没有中文字幕，都是法文对白，“就这样看也很过瘾。”

1995年，在重庆一个小县城里放了9年电影的程青松，告别故乡，考上北京电影学院，“那年我得到了无数人的恩惠，贾樟柯是其中一个。”

贾樟柯虽然是文学系，但并不满足写戏论剧本。大二时，他正张罗着拍片，要拍一个考生。程青松成为贾樟柯早期短片中的主角。几个人常在北航的大排档吃红焖羊肉，喝啤酒。

徐浩峰、杨超是那届导演系的学生，徐静蕾在表演系。但是，那届的同学告诉程青松，贾樟柯是班里最有想法的一个人，文学系的做导演，“这个印象特别深”。

1993年的北京还是一个大工地，北三环住了很多农民工，离开故乡的贾樟柯对周围的环境并不陌生，但在电影学院，总弥漫着一股贵族气。

“学生们如果互相攻击，会骂对方‘农民’”，贾樟柯十分吃惊，“并不单因为我自己身上强烈的农村背景，而是吃惊于他们的缺乏教养。”

电影学院精致的、充满优越感的气质，令贾樟柯猛地发现自己内心经验的价值――一种被银幕轻视的部分。这种从自我经验出发的创作，是他“电影信念”的一部分，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出发点。

成名后的贾樟柯经常谈到他的创作冲动，当一个人午夜睡不着的时候，它突然涌动在心里一种自己都看不清楚的情感，“那一刹那就是你拍电影的理由。”

故乡汾阳的剧烈变迁诱发了这种原始的创作本能。1997年4月10日，贾樟柯开拍《小武》。

2017年初，在“山河故人?家厨”，许知远笑眯眯地问贾樟柯，“你觉得成为现在的你，运气占多大成分？”贾樟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了个故事――

1998年《小武》完成后，贾樟柯对发行尚一无所知，柏林电影节快开幕了，香港的制片人给了贾樟柯一个地址，《小武》被寄了过去。

在柏林，这个偶然的举动被另一个更大的偶然延续。那一年，柏林电影节收到上千部电影，评委们看完电影，准备回家了，突然看到桌上还有盘录像带，中国寄来的，录像带被塞进放映机的肚子里。

这个巨大的偶然促成了贾樟柯的第一次柏林之旅。《小武》在青年论坛放映结束，灯光亮起，贾樟柯在主席的带领下上台。他后来说，那是他走过最漫长的一条路，两边的人站起来为他鼓掌，很多人冲过来要和他握手，礼遇来得有点猝不及防，“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事严肃了。”

那一年，《小武》获得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从此，贾樟柯成了一名导演。



独立，决绝
《小武》几乎一出生便风华正茂，海外发行始终占据贾樟柯电影收入的主体。这种略显决绝的独立，从起步就已形成。

在《小武》之前，贾樟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拍摄小组。程青松回忆，“他们早上要出去拍东西，很早，还有张阳，顾峥他们，好像精力特别旺盛。”

梁景东离开北电后，与贾樟柯一直通信。1996年，两人又碰上了，“你别剪头发了，留着吧！”贾樟柯的一句话，梁景东的头发留了4年，《站台》开拍时，梁景东的头发快齐腰了。

余力为从《小武》开始与贾樟柯合作，几个人就着北航大排档的豆花鱼火锅聊电影。他们总能在世俗世界里找到美感，荒芜的，嘈杂的，贫穷的，诗意的。

几场戏拍完，大家大概知道贾樟柯想要什么。齿轮和齿轮紧紧咬合，固定的团队支撑着贾樟柯的很多即兴创作。

这个独立的电影王国里，赵涛是另一种独特的存在。二十年的拍摄，贾樟柯的镜头对准赵涛，从青春作伴到人到中年，一直没移开过。

贾樟柯的微博里有张照片，照片里的赵涛裹着长羽绒服，在方砖墁地的小院里遛狗，头顶是镜蓝的天。那一刻，他又沉静在闲散的时光里，像他电影里的人一样。

从《站台》到《江湖儿女》，从汾阳到戛纳，赵涛陪伴贾樟柯，拍电影，闯江湖，经历过人生的很多最佳时刻。

《江湖儿女》上映前，两人排满了通告，赵涛在房间里化妆，贾樟柯在隔壁对着电脑打字。不工作的时候，赵涛几乎不出门，“我在家里忙，导演在外面忙”。

贾樟柯搬回老家，赵涛也跟着两头跑，她现在的江湖就是她的家庭。

如此安稳的现世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赵涛至今记得《站台》有一场戏，“导演说，两个女孩子抽烟，说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张军，第二个就是画眉，第三个你们随便说，就是这样的。”赵涛不知道什么能说，什么该说，就说了好多，拍了十多分钟，都没词了，心想这个导演怎么还不喊停，“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样的磨合不仅存在于赵涛和贾樟柯之间，也存在于团队的其他人身上。一瓶水摆在那儿，美术老师觉得可以，贾樟柯觉得不行，应该把瓶子上的字转到后面去，再细致到瓶子的颜色。

梁景东的表述更抽象一些，“你有时候替他操心，可能你会着急。”既然要一起做，肯定会有参与的成分，他不像切豆腐，这个过程是一个交流、理解、知道做什么的过程。

贾樟柯做事的专注，对郝蕾触动很大。2008年，贾樟柯带着《河上的爱情》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嘈杂的机场，贾樟柯旁若无人地坐在地上，开电脑看稿子。“你还用做这个？”这个细节一直刻在郝蕾心里，“一般拍文艺片的导演都挺自我的，贾樟柯没有。”



风浪里走
在我们谈话的那个小房间，进门摆着一个落地柜，柜子里里外外拥挤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奖杯，工作室的大厅里还立着几个玻璃柜，里面摆放着世界各地电影节的荣誉。贾樟柯在海外大放异彩的时候，人们对他十分陌生；当贾樟柯归来，被人尊奉为“大师”，人们似乎依然对他一知半解。越来越多的人好奇，贾樟柯身上沉静的气质从何而来。

很多时候，平静的表面总蕴藏着涌动的暗流。这些年，贾樟柯一直走在大风大浪里。

《站台》拍完三年了，贾樟柯在卖盗版碟的店瞎逛，在他伸手开门走的刹那，老板说，“假科长”的《站台》要吗？他出了店门，心在狂跳，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看到了孩子，兴奋着，郁闷着，患得患失。

2006年，《三峡好人》在国内只有七天放映时间，贾樟柯站在北大百年讲堂，抛出一个至今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拍了十多年，贾樟柯饮誉海外，在国内上映的影片却屈指可数。2013年，戛纳电影节第一次向贾樟柯伸出了橄榄枝。贾樟柯凭借《天注定》斩获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贾樟柯手握红绸系着的奖状，激动地亲吻了赵涛，电影一刀不剪，将在国内公映。“我对中国电影的环境有信心，我对中国社会开放程度有信心，我也对观众的理解跟接受有信心。”贾樟柯在公开场合极少流露兴奋，但那一刻，他连用了三个“有信心”。

2013年10月，《天注定》却未能如期上映，种种纷扰，令人唏嘘。

《天注定》被禁之后，他有过一段低谷，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拍摄的贾樟柯纪录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境。

“我现在的考虑不是拍哪一个，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疲惫不堪的贾樟柯靠着沙发，慢慢地吐着烟圈，这是中年贾樟柯的艰难时刻。

然而，久经江湖，纵然心系千钧，自是风轻云淡。

郝蕾常常感慨，以前资金不那么充足没有干扰他，排片少没有干扰贾樟柯，有的片子不让上也没有干扰他，“贾樟柯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很强大才不会受干扰。”

两年后，贾樟柯带着《山河故人》去了戛纳。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举办了授奖仪式，授予贾樟柯终身成就“金马车奖”，成为获奖的首位华人导演。颁奖时，贾樟柯托着“金马车”，不无感激地说，这个鼓励来得特别及时，“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鼓励。”

在贾樟柯还没搬走的时候，程青松和他住一个小区，没事就坐一块喝茶，有时也看到贾樟柯陪着母亲在小区散步。今年世界杯，贾樟柯送给程青松一个足球，在微信里提醒他，“三十分钟球到你家。”

贾樟柯说，最近几年，他特别想把焦点放在人身上。电影中的“人”被放大了。

《山河故人》里，他讲述了“生、老、病、死”，这些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艰难时刻。

郝蕾看完电影，给贾樟柯发了条很长的微信，“《山河故人》完全像诗一样，有建立感，非常完整，就像一个老人在叙述整个人生，其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随着年龄增长，郝蕾对人生的唏嘘感越来越着迷。

“《山河故人》放弃了很多已有的格局和观念，以及贾樟柯非常熟练的拍摄方法，”郝蕾说，“从《山河故人》开始，贾导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贾樟柯的电影变得宽厚，柔软。

程青松一直是贾樟柯电影的观察者，他认为，如果在更自由的创作状态下，电影的叙事方式还会是贾樟柯式的，只是题材有些不一样。“从地下到地上，肯定有一些艰难的选择，因为我理解，想让观众能看到他的电影。”

抛开题材不谈，在程青松看来，贾樟柯的改变也是艺术创作的本能，“他现在的心态，思考的问题，知识的积累，在电影语言方面的进步，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他不可能用拍《小武》的方式来拍新电影。”

这种改变也投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最近五年，赵涛的感受越来越明显，“每当拿到剧本，我觉得不像在读剧本，像读小说，我发现导演现在试图用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线索，更广阔的空间，讲述人的复杂性和社会变迁的剧烈性。”

今年八月，《江湖儿女》宣传方邀请了数十家媒体，专门办了一场集中观影活动。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地下电影，不让放给人看，进不了电影院，就找一些地方放，那是不正常的。”贾樟柯平静地说，电影就应该这样，现在只是回到了一种常态。



情困
“无情”，是贾樟柯这两年谈话的高频词汇。最近一次是谈到电影《江湖儿女》的主题。“我们必须依赖情感才能生活下去吗？”他自问自答道，“我觉得未必，佛教所谓无情嘛。”

对贾樟柯而言，“金马车奖”不仅仅是一个鼓励，也意味着一个导演“自我认定阶段”的过去，他开始进入另一个更自由的阶段，这种自由多半指的是幻想的、历史的、超越个人经验的创作。

但是，这种自由，外界并没有太多感知。

“贾导，你的电影赚钱吗？”

“贾导，你为什么接广告？”

“贾导，你还跑路演？”

“贾导，你变了！”

2004年，《世界》作为贾樟柯的第四部电影，首次在国内公开放映。贾樟柯在15天跑了11个城市，一路面对媒体重复的问题，彼此喋喋不休。

“我们坚持多元价值的表达，我们又不拒绝商业，不抗拒在工业渠道里推广电影。”贾樟柯说，我的电影，在地下这样拍，地上也这样拍，我不会因为它是地下就加料，也不会为了通过就削弱我的关心和批判。

这是贾樟柯2004年的声音，到了2018年，这样的困扰仍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这些问题裹挟其中，纠结，较劲。

贾樟柯对商业的认知，可以追溯至他的中学时期。上学时，他组织同学，倒卖酒，“赚了很多钱，在中学里，我们比《小时代》里的人有钱多了，还倒卖烟，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倒卖钢材，主要做的就是烟、酒和钢材。”

上大学的时候，他给别人当“枪手”，演“猴子”，赚一点钱来贴补拍片。他从未排斥过商业。

贾樟柯对商业的驾驭，也得益于他早期拍摄的积累。电影工业对人的改变，曾令他恐惧，“经过《站台》，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电影，工业里头的人，自有他们的好处。一个有能力的导演应该学会这些，而不是惧怕它、躲避它。”

《天注定》最终没有上映，他遭遇了意外的财务危机，一条一条接广告，拍了20多条。

贾樟柯说，商业是人类社会仅有的几个连接方式之一，人类在这个组织体系里变得更有效率。

有时，贾樟柯也调侃，“你是我家会计啊？你看就行，爱看看，不爱看不要看，你管我挣还是赔？”

抛开情绪性的表达，他给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回答，“我对商业无情，无好感，也无恶感”，你要这么反感商业，你别上班，你别收你的工资，你就在家种地，种地也是个商业，也得有一亩二分地。

这句话把一旁的许知远逗乐了。

贾樟柯隐隐地感觉，人类智慧的某种局限性，都是因为情困，“可能无情会更好地处理事情。”



转场
“没有了青春的人都爱眯个午觉。”贾樟柯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关口。

在知乎“大家谈”的活动中，贾樟柯坐在台上谈了快半个小时，意犹未尽，被出来控场的支持人打断。这时候他摸索着膝盖，清了清嗓子，“给我五分钟时间，我说一下我的生活，”他像个急于表现却被老师忽略的孩子，真挚又迫切的样子，让台下的人忍不住发笑。

2015年，北漂青年贾樟柯“逃离”了北京，搬回老家汾阳的村子贾家庄。

贾家庄不是个普通的村庄，它是国家4A级景区，曾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村里有条美食街“贾街”，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家厨”坐落在这条街上，家厨有山西人最爱吃的过油肉，也有贾樟柯力荐的清水桃仁。

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老家，上午九点多开始工作，中午眯个午觉，下午看书，写字，晚上出去和朋友会面。

因为光灼伤的缘故，贾樟柯老戴着墨镜，老朋友挤兑他，“装X明星和独裁者喜欢墨镜”，贾樟柯怼回去，“算了吧，电焊工也戴墨镜。”

贾樟柯迷恋老家的烟火味。

他说，离开故乡，是因为人在年轻时需要获得一种经验，回到故乡，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角度，理解生活，理解自己。

老家的时间缓慢，幽静，他开始“胡思乱想”，“我们对实体生活的感受越来越弱。”贾樟柯说，从无线电波的捕捉与利用，到数码信息交互，都是笼罩在人类与宇宙间的迷雾。人类社会的神性在消失，我们不再进行人类与宇宙的直接对话……

谁也没想到，贾樟柯“变科幻了”，看上去，他对自己的转变首先吃了一惊。和他探讨问题，他很自然地切换到“科幻频道”，“外星人”、“宇宙”，类似的词一个一个往外蹦。

他谈到《江湖儿女》中巧巧的独身经历，说了一段话，人类社会如果是外星人规定好的程序，那就按这个走，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能力穿越到四维空间，去改变这个程序，人类社会有它自身发展的轨迹，作为个体是非常无能为力的。

贾樟柯的电影中常有科幻的影子。《三峡好人》里，赵涛站在水气弥漫的长江边，看着UFO从天际飞过，让人产生了一种超现实感。

《江湖儿女》中有个民间科幻作家，是徐峥演的，里面有7分钟的长镜头阐释他的太空理论，“那个理论的原创者是我，”贾樟柯憨厚地笑了，拉长的眼袋周围荡起一圈笑纹。

这种转变并非完全不可解释。在贾樟柯2002年的一场谈话中，他谈到自己从过时的理论、陈年老片中寻找现实问题的出路。“像爱森斯坦，达芬奇一样，他们发现了很多原则，从未引起我们的注意，而这种疏忽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学科，又融入科学，并在一种宗教的寻找精神中向着形式主义的方向朝圣。”

他常常谈到自己写的“天体物理论文”，朋友看完说，“导演，你想的这些是低级科幻。”

“低级科幻”并不影响他“分享的欲望”，他像个捂着宝贝的孩子，却按捺不住心中的雀跃，“咱俩可以聊聊。”

在知乎的活动上，有影迷问他，最想拍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欢快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贾樟柯收起笑脸，“如果将来存在贾樟柯的历史三部曲，1927年，1949年，1966年是我非常想拍的。”

过去的二十年，贾樟柯发现问题，捕捉变化，现在，他开始追溯过往，试图探寻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程青松说，电影理论出身的贾樟柯，一直保持着对电影语言的研究，贾樟柯电影的先锋性决定了他“总是走在别人前面”。



长跑
2018年年初，贾樟柯出版了第二本电影手记，邮政绿的封面，像他写给世界的告白。

这本书里，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缓慢的抒发，情感趋于静态。

看过第一本电影手记的读者不难发现，贾樟柯花了很多时间，在方法论的探讨上，他希望与世界达成共识，偶尔还会有激烈的争论。

这几年，他对共识的形成越来越提不起兴趣，除了共识夹带的暴力性，这个过程十分消耗创作力。“共识的形成是教育家该做的事，不是艺术家的事。”

贾樟柯选择与这个世界和解，“我们应该在自我的认知里突飞猛进，要往前走。”

2016年是贾樟柯的“产业年”。这一年，他初步搭建起一块完整的电影版图。年初，他突然宣布，要在老家贾家庄村建一个贾樟柯艺术中心；不久，贾樟柯在上海注册的暖流文化，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成了一轮融资，估值3亿；之后，贾樟柯打造的全球短片内地首映平台“柯首映”上线；8月，贾樟柯就任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在电影教育上发力。

人们试探着从功利的角度解读它，办了九年“金扫帚奖”的程青松不以为然。“大家觉得贾樟柯回到地上来，就拼命享受地上的红利，其实不是这样，贾樟柯做这一切，只是想在改良电影生态上做一些努力。”程青松说，贾樟柯为电影做的事，远不止此。

贾樟柯说，“一个地区电影文化的培育，需要一点时间，一点耐心，文化是个慢功夫，慢慢改变吧。”

梁景东并不常与贾樟柯联系，年岁渐长，梁景东也好奇，贾樟柯这份力量到底从何而来，“特别有计划，这种计划又不是故意要这么做，是他一层一层走的，有些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休眠了，但是他停不下脚步来，他要表达，他要去完成。”

梁景东越来越为这个老哥们鼓劲加油，却常常为他的身体担忧，“他跑得已经很快了，大多数人都追不上他。”

许知远惊叹于贾樟柯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程青松更愿意把这种能力归结于“双子座”天生的兼顾能力，“既理性又感性。”

2017年深秋，古老的小城平遥多了一块巨型银幕。平遥电影展开幕的前一天晚上，贾樟柯只睡了三个小时，什么感受都没有，“就是忙”，备忘录上有20件事，干完一件，划掉一件，测试完最后一块银幕，“超开心”。

开幕式红毯，贾樟柯打着西式的领结，和赵涛在台阶上迎来送往，像一场家宴。

从世界归来的贾樟柯在老家开启了他与电影的下半场，这里将是他真正的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