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左二)与何清涟(左三) (图片提供: 何清涟)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辞世，人来于大地，归于大地，高寿101岁，也算喜丧。但李老辞世之时，正逢墙内专制强化，向极权回归，政治反对者对中共政权的怨恨极为强烈，一场丧仪如何举办成了政治站队：国内宣布由中组部在八宝山主持丧仪，以部级待遇祭奠；而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接连发表声明，为保持父亲的人格尊严，拒不参加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并向世人宣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文推特一些极端“革命者”对这位备受尊敬、享有清誉的老人施以各种恶评。这位三次呼吁中共实行宪政的“两头真”老人，身后遭遇如此际遇，也算独一无二。

中国近百年历史棋枰翻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评价，基本系于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命运。但是，我更清楚一点：当人们与政权兴衰的利益淡化之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一个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与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先生的同时代人，只要有点家国情怀，大都左倾进步。20世纪30年代，左倾在全世界蔚为风潮，不要说民智未开的东方专制国家，就连美国人，也被埃德加?斯诺那部《西行漫记》（Red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对僻处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穷向往，挥洒了大把同情。

李锐出生于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在少年时期，李锐就痛恨他所认为的国民党专制，后受左翼书刊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后，频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1939年与革命资历比他老的范元甄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党内人士被整肃，李锐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时的“革命道路”，几乎是当时中国世家、士绅子弟们的典型道路。这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两头真”的党内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们都很真诚地回答：当时的情势，几乎所有青年都认为国民党腐败、堕落，只有中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共的本质，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20世纪初从欧洲发散至世界再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潮流，就是1910-1930几代中国青年遭逢的“天时”，西方青年更左更“进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名言就来自西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左派，那就是没有头脑。

1949年之后，谁能脱离中共生存于中国？

对李老的苛评有两类：一是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二是李锐出于贪恋党内的医保待遇。这两点都是要求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1998年-2001年这段时期，李老每来深圳、广东，必相约见面，因此那段时期与李老至少有过五、六次长谈。据他本人亲口说，对中共的怀疑与认识，其实始于延安时期。在那种政治暗黑时期，这种不能说出口的怀疑，就只能表现为对常识的坚持。我认为这是李老终生坚守良知与人性的根抵。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所谓前三十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是各种运动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人无不历其劫。在李老八十高寿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赠他一副对联：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观者无不称绝，十四个字写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诗”之谓，指李锐在水利部反对建三峡工程及其终生对此的坚持。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出于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这就是李锐担任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的由来。其时，毛正主张大修水利，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李锐在此时上书陈说三峡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论及此事时，李老认为毛当时还能听进一点不同意见。1980年代之后，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峡工程，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庐山雾瘴”，是指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李锐此后的遭遇。会议召开之时，毛发动的“大跃进”陷入失败，全国各地发生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召开此会，李锐以毛秘书身份随行，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手遮天、翻云覆雨，将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这一过程。会议期间，田家英、李锐、周小舟这三位毛的秘书在某天傍晚散步时，对毛颇有微词，结果被检举揭发，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和右派份子们一道下放北大荒劳动。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30日释放。

这段经历成就了李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庐山会议纪实》。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将与会者的言行如实记录。这本笔记本当然会成为抄没之物，文革后李老千方百计找回，他根据此笔记本，再加上与会众人的回忆，写成《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脸都跃然纸上，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庐山会议的经典。另一本则是《龙胆紫集》。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没有纸笔，李锐只好用棉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他数年来的“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1975年5月李锐出狱时，狱中诗词积有四、五百首，这本用紫药水和木棉签作“奇毫怪墨”写成的诗词集，就名之为《龙胆紫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李锐当时没有办法改变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晚年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与体制告别。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亲耳听过中共党内历史学家李新一番痛彻心肺的说话：“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这没有骨气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算在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你对当局不满，可以回家种田养活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人的生存都得依靠这个党，工作得靠党安排，房子得靠党分配，从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哪个环节离开党都不行。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敢批评党，就断了生路。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脊梁可言？”

就算经过改革4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人的首选，因为只有公务员群体才有稳定的收入与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进有所为，退有所守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自救下产生的一次意在摆脱危机的改革。由于毛的路线被否定，李锐才算有了一次短暂的机会施展其才，1980年代复出后曾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在这段时间内，李锐的用人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他的《起用新一代》这本文集中。当时中国还是老人政治，李锐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共干部必须大换血，起用新人。他对经历过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或者在工厂基层打熬过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深造的这代人深抱期望，认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苦难经历，使这代人既了解底层的苦难，又有变革之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局长位置上，坚持“任人唯贤”，曾经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过“太子党”。中共选拔年青干部的“第三梯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少人例如陈楚三在《一封信和“两头真”――硷念李涫老》、阎淮在《进出中组部》都记述过这段往事。看似简单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里包含老大一篇文章，这就是李老的“进有所为”。

李老退休之后，已无在朝身份，仍然坚持批评时政，讲真话，从批评党大于法，呼唤实行宪政，再到批评当朝领导人小学文化水平治国，网上均可查到。他与几位党内老人一道，为《炎黄春秋》背书，直至当朝对他们的身份再也不买帐关掉这家杂志为止――这叫“退有所守”。关于李老及相同状态的“两头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为何还有点说话机会，与他们接触甚多的吴思写过一篇《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随着当局对言论管制的加剧，这批“两头真”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明李老当时的真实处境与为人。2000年时，我在国内处境已经非常艰困，李老从别处知道情况后，曾来电询问情况，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奈不何我们这些老的，就欺负你们这些小的”，建议我去找曾见过几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请他过问此事。我对他说，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这事。李老坚持让我去，说“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事”。几天之后，我接到广东省政协主席（或副主席，记不大清了）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整我不是广东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书记，也没有用――其实，李锐这些党内老人，自身也受到国安（当时还没国保）的“关照”。但他们总还是尽量想利用自己那点党内资格，做点事情，希望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后辈学人减轻点压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不久后就收到李老寄来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将其略作编辑，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那时我已知道，李锐与李慎之两位先生在国内已无发表文章的空间。其后，收入这篇谈话的《李锐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帮助其父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更被海关当作禁书扣押了。

在李老生前身后，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对党的批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招，如党大于法、实行人治、空喊宪政。我觉得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时代局限，知识局限。二是这些老人面临严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开说出来。在此只谈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广州时约我见面，那次还有王若水先生在场。李老那次特别谈到中国政治有可能会有左的回潮。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被大肆宣传，我问他：“有什么动向让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诉我，他不是根据动向，而是根据中共政治的特点，人亡政息，胡锦涛是他当年在青干局考察提拔的干部，思维模式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不比江还受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这个党啊，我从不担心它会向右，因为根子左，意识形态的根基没动，要它向右很难，但要向左，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来从胡锦涛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的急剧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这番说话，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这方面的预见性。

正气长存天地间

李老去世后的这几天，对他的评价五彩纷呈，其中有个定位是准确的：没能与中共彻底决裂的中共党内批评者。李南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组织部将宣称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从来没将他与这个名号联系起来。在与李老的数次长谈之中，没觉得他喜好马克思主义。前辈学人中，精研马克思主义的苏绍智、于光远等先生，与他们谈话，总会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与现实相比较，但李老不会，他批评中共与毛泽东，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这类词汇。从李老著作的行文风格与其思想底蕴，我觉得他更有传统士大夫之风，无论在朝还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与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开首句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其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种正气之人，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为“珍稀物种”。这样正气之人，生前际遇与体现人间正气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后都会被国人追忆。因此，我认为，不管李老的追悼会由谁开，他是否被授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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